“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袁隆平，因多器官功能衰竭，于年5月22日13时07分在长沙逝世，享年91岁。
想起袁隆平，我的脑海中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一个有着黝黑皮肤的老人头戴草帽，顶着烈日，光着脚板，挽着裤腿在田里查看稻穗，汗水一滴滴地从他那爬满皱纹的额头上滑下来，滴在了身上，掉在了水里。然后，老人家露出慈祥的笑容。
年3月，在北京报道两会期间我见到了袁隆平院士。采访地点是在北京首都国际大酒店。当时的心情既紧张又兴奋。那天大约是上午10点半，袁老坐在酒店的椅子上，头发已经白了一大半，皮肤有些黑，穿着一件白色衬衫，最上面的一颗扣子也没扣，桌子上放着一个大保温杯，正在看材料。可能是看我有些紧张，袁老笑着招呼我坐下，并拿起烧水壶给我烧了开水喝，就像一位慈祥的老爷爷。
袁老的助理悄悄告诉我，袁老虽然身体很好，但毕竟是80多岁的人了，听力没以前好了，听别人讲话需要对方大声说，还是听不清的话，就需要凑在他耳旁大声重复一遍，他眼神也没以前好了，演讲的稿子必须换成很大的字体。采访中，袁隆平向记者讲述了自己从事杂交水稻研究的历程和自己的一些最新研究成果。
从小就立下宏愿：要让中国人不饿肚子
当时，关于杂交水稻是不是转基因稻的消息很多，袁隆平明确表示，杂交水稻不是转基因。“杂交水稻跟转基因水稻完全不同。我们杂交稻不是转基因水稻。它是用两个遗传性不同的品种，让它们的优良性能互补。比如，有一个穗子很大，但籽粒很小，另外一个穗子小，但籽粒大，这样的杂种，就籽粒大又穗子大，又大又多。转基因技术，是一个物种的东西转到另外一个物种上面来，我做的主要是常规育种，是传统的一种育种方式，根本不是什么转基因，不是另外一个作物的某一个基因直接转过来的。”
袁隆平回忆说，他读大学时，米丘林、李森科的“无性杂交”学说盛行，但他做了很多实验，都不成功，他把番茄嫁接到土豆上、把西瓜嫁接到南瓜上，但种出来的南瓜还是南瓜，土豆还是土豆，一点也不高产。他开始怀疑这种学说的正确性。那时，他了解到杂交高粱、杂交玉米、无籽西瓜等，都已广泛应用于国内外生产中。这使他认识到：遗传学家孟德尔、摩尔根及其追随者们提出的基因分离、自由组合和连锁互换等规律对作物育种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可能出路在这里。于是，他跳出了无性杂交学说圈，开始进行水稻的有性杂交试验。很多人都认为自花授粉的水稻是根本没有杂交优势的，当时，他被大家说是“不务正业。”
“当初研究杂交稻时，有人反对。年种植杂交稻时长势旺，还有人反感说‘我们不吃草’，吃草的话你的杂交稻就有用处。”到他开始研究杂交稻时，又依然有权威人士大肆斥责他做的是“三不稻”，即“米不养人，糠不养猪，草不养牛”。”
年3月，两会期间，本报记者在北京采访袁隆平。
袁隆平说，自己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那场饥荒，他亲眼看到有人因为饥饿倒在路边、田埂边和桥底下，真是锥心般的刺痛。“种田的人都吃不饱，像我们这种学农出身的人心里真的很难过。”袁隆平说，那几年，他没吃过一顿饱饭，常在梦里边吃扣肉边流口水。“肚子饿起来真难受啊，其实我当时学农的目的就是为使家乡父老敞开肚皮吃饱大米饭。”袁隆平说，他不喜欢吃红薯和南瓜，因为那个年代没有粮食吃，只能吃红薯和南瓜，天天吃南瓜，吃得他胃直冒酸水。那个年代，家家户户家里都是煮一锅开水，里面放一些野菜，后来连也才都没得吃，村里到处可见因为饥饿患水肿病的脖子粗大的人，尤其是小孩子，面黄肌瘦得看着心疼。从那时起，他就有一个梦想，一定要让老百姓吃饱饭，不饿肚子。
采访期间，袁隆平插话问记者多大，记者说自己是“80后”，袁隆平说给记者上起了“忆苦思甜”课。“你们年轻人没有挨过饿，不知道粮食的重要性。过去一句话，一个金元宝比不上两个馒头，我两个馒头可以保命，金元宝有什么用呢。哪怕在70年代，粮票也比钞票值钱多了，粮票可以换粮食吃饱肚子。那时候冬天我前一天晚上用个炉子把手脚烤热了，钻进被子睡，第二天，早晨起来手脚还是冰冷，为啥？肚子里没食物，身体是凉的。”
他把“野败”奉献出来给同行一起研究
说起研究杂交稻的体会，袁隆平说，杂交稻不是谁都可以研究的，他总结出必备的四个条件:知识，汗水，灵感和机遇。他说，知识是基础，其次是要付出辛苦汗水，书本和电脑里面种不出水稻。灵感，同等的重要，增加思想火花，往往触景生情。机遇宠爱有心人，发现野败是种机遇。这是偶然也是必然，机遇总是宠幸有心人。几个因素凑在一块，才有了杂交稻。所以，自己也算是幸运儿，也算有运气的成分。
后来，袁隆平总结了6年来的经验教训，并根据自己观察到的不育现象，认识到必须跳出栽培稻的小圈子，重新选用亲本材料，提出利用“远缘的野生稻与栽培稻杂交”的新设想。年11月23日，他带领的科研小组成员在海南岛的普通野生稻群落中，发现一株雄花败育株，袁隆平将它命名为“野败”。杂交水稻研究从此打开了突破口。随后，他用广场矮、京引66等品种测交，发现其对野败不育株有保持能力，这就为培育水稻不育系和随后的“三系”配套打开了突破口，给杂交稻研究带来了新的转机。
袁隆平坦言，当时自己也站在十字路口，要不要把自己发现的“野败”贡献出来让全体科研工作者一起研究，当时科研小组内部也有分歧，有人不同意，说怕被别人抢了头功。但袁隆平坚持向全国的育种专家和技术人员通报他们的最新发现，并慷慨地把历尽艰辛才发现的“野败”奉献出来，大家一起研究，协作全国各地农业育种科研小组攻克“三系”配套关。“当时真没有私心，一心想的就是能让水稻产量提高，让更多人吃饱肚子，至于是谁发明的，真没考虑那么多。”袁隆平说。年到年,全国十多个省区市的科研人员齐聚海南,袁隆平慷慨地将野败分送给大家,形成了一场以“野败”为主要材料培育三系的全国攻关大会战。
年10月，袁隆平发表了题为《利用野败选育三系的进展》的论文，在第二次全国杂交水稻科研协作会上,他正式宣告我国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标志着我国水稻杂交优势利用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紧接着，他和科研小组的同事们又相继攻克了杂种“优势关”和“制种关”，为水稻杂种优势利用铺平了道路。
“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否则就会被人卡住脖子”
在采访中，袁隆平口渴了，他说：“不好意思，我要去喝口水。”老人家还在聊天中还和记者聊起自己的养生秘诀，那就是少吃肉，多吃水果、多吃菜。袁老说，虽然自己岁数大了，但依然坚持每天起来做操、游泳。“我跟你说，我游泳可是一把好手。在地方研究基地没人游得过我，我80岁的时候参加农科院游泳比赛，得了第一名，打排球比赛也是主攻手。袁老说，自己以前在武汉市游泳得过武汉市的第一名，跟游泳颇有缘分，差点改变命运，小时候逃学去游泳，后来在西南上大学，拿到地区比赛第四名，前三名就可以进国家队，差一点。
对于荣誉，袁隆平向来看得很淡。“得奖不能说明什么。全国最高的三个奖都是我得了，特等发明奖还是唯一的，现在我们国家唯一一个特等发明奖是我。”他说，还有一次得了8个国际奖。袁老说，做人不能骄傲自满，得奖以后都要“夹着尾巴做人”，不能翘尾巴。
袁隆平坦言，如果不是工作需要，有时候需要他抛头露面，他宁愿每天都在自己的稻田里研究水稻。年初，他辞去了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的职务，其实早在好几年前，他就提出辞去这个职务，专门研究杂交稻。“其实我就是一个农民，一个会种田的农民。”
在采访中说到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老人家的语气顿时严肃起来。袁隆平反复强调，中国人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否则就会被人卡住脖子。过去几年，有个论调是，产量高的米质不好，米质好的产量不高，认为现在没必要过分追求产量了，在他看来，这是片面的，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以牺牲产量为代价来求优质。他说，我们在进入新世纪的时候就做了战略调整，要高产优质。我们要在高产的前提下求优质，实现“高产、优质、环境代价少”，又让平民百姓都能吃得起。这个转变难度很大，但做到了。“现在亩产一千公斤的超级杂交稻口感就非常好。之前有个港商来，他以前只吃泰国米。来我们这后，给他煮了超级杂交稻米，他刚开始只是想尝一尝，结果一尝筷子停不下来了，整整吃了两碗饭，摸着肚子说太好吃了，比泰国米好吃。我得过日本越光奖，越光是日本的著名大米种类，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满足于吃饱，也要吃好。既要高产也要优质。”袁老说，搞杂交水稻研究是一辈子的事，没有停下来的时候。
聊着聊着，约定的一个小时的采访时间到了。记者的问题还没有问完，下一批记者还等着他，记者只好和他边走边聊。袁老的助理说，两会期间，袁老基本上不请假，80多岁的人，每天只睡5个小时。
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肖欢欢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蔡凌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