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张艺谋的电影是一首雄浑壮阔的诗，凝练、紧凑、可堪玩味，那么现在的电视剧就像一篇散文，庞杂、疏朗、可资消闲。
经济观察报付如初/文
27年高粱红
一声高亢的“高粱红了”，拉开了60集电视连续剧《红高粱》的篇章。而27年前，这富有感染力的声音是响彻大江南北的“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从那以后，颠轿、野合、祭酒都变成了中国电影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的经典桥段，也变成了一种既饱受争议又深入人心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格调。红高粱也变成了东方的文化图腾，象征着强悍而原始的生命力和不屈的民族气节。
27年，莫言从一个在文坛上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变成了中国本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人；张艺谋也从一个才华横溢的摄像变成了“第五代”导演的领军人物——无论后来对张艺谋的电影有多少争议，有《红高粱》在，他的导演资质鉴定都应该是优秀。
张艺谋凭着《红高粱》在柏林拿到新中国电影第一个金熊奖之后，莫言接受报纸采访回顾《红高粱》的改编过程，他说：“我对张艺谋没有任何要求，我说我不是鲁迅，也不是茅盾，改编他们的作品要忠于原著，改编莫言的作品爱怎么改怎么改。”
饶是如此，这部最初起名《九九青杀口》的电影还是最大限度地尊重了原作，包括让莫言引以为豪的、叙述人称上的天才创造“我爷爷”“我奶奶”视角；包括流贯在小说中的高拔健迈的阳刚之气；包括“最能喝酒最能爱”的浪漫主义格调；甚至包括原作中在片段化的情节中冲击跳荡的诗意风格。仅仅五个主要人物，不多的台词，浓烈而富有冲击力的画面，紧凑的叙事节奏，就完成了一次电影和小说的完美结合。
对于由五个中篇构成的小说《红高粱家族》，电影是刀切斧削，取其精粹；而电视剧则因为长度和形制的要求，要增宽拓容，不放过每一个枝蔓。
原书中，没有冲破旧家庭的新青年张俊杰，没有九儿的初恋挫折；也没有守护名节、和九儿斗智斗勇的嫂子淑贤。原书中有真实原型的高密县长曹梦九的出场也并不多，但他在电视剧里几乎变成了主要人物朱豪三，而且他的“半是文半是武半是野蛮”也颇有《让子弹飞》的冷幽默意味。
如果说张艺谋的电影是一首雄浑壮阔的诗，凝练、紧凑、可堪玩味，那么现在的电视剧就像一篇散文，庞杂、疏朗、可资消闲。
电影是男人戏，充满了酒神精神。在姜文的“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中，巩俐的笑容是安稳的底子，是侵略到来之前，中国农耕社会中男人自足生活的首要构成因素，是所谓的“老婆孩子热炕头”。电视剧则变成了女人戏，充满了女性主义的意味。在九儿“活着比名节”更重要的生活哲学之下，余占鳌、张俊杰等所有男性，都变成了女性个性解放的点缀。
当然，二者都不能算对原作的偏离，因为小说既写到了“我爷爷”余占鳌的匪气和霸气，也写到了“我奶奶”九儿“什么事儿都敢干，只要她愿意。她老人家不仅是抗日的英雄，也是个性解放的先驱，妇女自立的典范”。他们在“生机勃勃的高粱地里相亲相爱，两颗蔑视人间法规的不羁心灵比他们彼此愉悦的肉体贴得还要紧”。只是，电视剧加长并分集的形制会将所有不羁心灵掀起的风暴都稀释掉，变成一个个小风暴和小冲突。
高粱为什么这样红？
《红高粱家族》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为什么莫言有那么多的作品，最先被改编成电视剧的还是这一本呢？我认为，除了电影巨大的影响力是可借之势之外，它在莫言创作中所占据的地位，它所塑造的鲜明的人物性格，所采取的土匪+战争+爱情的情节模式，都是成因。而小说开放的历史观和宏阔的故乡情结也为改编提供了再创造的巨大空间。
这是一部以抗战为背景的小说，前面说过，由五个中篇构成。故事用“我爷爷”“我奶奶”的视角讲述，但随时会跳到“我父亲”和“我”。因而，故事并不是按照正常顺序讲的，而是充满了上世纪80年代作家所迷恋的技巧的探索、片段的拼接。在书中，莫言展开了他天马行空的想象，语言虎虎生风，人物自在彪悍。
坦率地说，对于一般读者而言，《红高粱家族》不好进入，但一旦读进去，会立刻感受到一种读历史演义和民间传奇的乐趣——把历史传奇化、演义化，是莫言在战争文学中接续文学传统的成功尝试。他说：“《红高粱家族》好像是讲述抗日战争，实际上讲的是我的那些乡亲们讲述过的民间传奇，当然还有我对美好爱情、自由生活的渴望。在我的心中，没有什么历史，只有传奇。”
在小说里，莫言一开篇就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理念：“高密东北乡无疑是世界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一代一代的人在高粱棵子里穿梭拉网，“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地感到种的退化。”在篇末，它借纯种高粱变成了杂种高粱，失却了“高粱的灵魂和风度”而让人失望、让人痛恨，来呼唤重新寻找家族图腾和高密东北乡传统精神象征之必要。
多年前，鲁迅先生就曾借着九斤老太太的口说，生出来的孩子体重越来越轻，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对于历史传统深厚的中国，对于文学脱胎于史学的中国而言，这样“今不如昔”“慕古好义”的感叹显然是最没有争议的“集体无意识”——文学的功能之一就是追忆或者向往一种不存在的生命状态和价值理想，用白日梦对抗时光流逝。
而且，作为文学，除了用文字展示一种充满了原始精神强力，因而也充满着原始田园魅力的生命状态之外，《红高粱家族》还自有批判锋芒和价值底蕴。
比如，全书的情节核心——墨水河伏击战，“我爷爷”的土匪部队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上了国民党杂牌部队冷支队长的当，他谎称共同作战，但关键时刻选择了自我保存。等到日本人的汽车被炸，“我爷爷”们惨胜之时，冷支队又来巧取战利品。全书的线索之一，就是“我爷爷”要重整队伍，找冷麻子报仇。而在抢夺战利品的队伍中，也出现了八路军江队长的身影。书中写，“我爷爷”“恨日本人、恨冷支队，也恨八路的胶高大队。胶高大队从他这里拐走了二十多条枪，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并未听说他们与日本人去战斗，只听说他们与冷支队闹摩擦，并且，爷爷还怀疑，他和我父亲藏在枯井里后来突然不见的那十五条日本‘三八’式盖子枪，也是被胶高大队偷走了。”
书中还会出现这样的时空纵横：“当一九六零年黑暗的饥馑笼罩山东大地时，我虽然年仅四岁，也隐隐约约地感觉到，高密东北乡从来就没有不是废墟过，高密东北乡人心灵里堆积着的断砖碎瓦从来就没有清理干净过，也不可能清理干净。”
此外，书里还充满隐喻地写到了日本人报复余占鳌、血洗村子之后，抢夺死尸的红狗、绿狗、黑狗之间的喋血大战。最后，他们和日本人、中国人、国军、共军、土匪的骨骸混在一起，难辨究竟。由高粱之红，有心的读者可以窥见上世纪80年代文学冲破禁区的勇气和胆识。所谓文学的黄金时代，大概就是指的这种突破束缚的精神状态，当然，莫言之独树一帜也可以由此窥见一斑。
以上所说的细节和理念，都是文学独有的，影视不可能传达出来。它们只能在文学所提供的历史格局中做谨小慎微的努力。无论影像技术如何发达，文字和文学之不可取代也在这里。它有属于自己的表达智慧，也有这种智慧保护下的批判锋芒。用莫言的话说，只有小说是充满气味的，这气味里有故乡的、有人性的、有历史的。而历史，在莫言看来，是超越了阶级的，只关乎人和人的命运。
关于莫言和《红高粱家族》的往事
在发表《红高粱家族》之前，莫言已经写了几个中短篇小说，其中的《民间音乐》曾受到孙犁的赏识。而他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发表在年冯牧主编的《中国作家》上，刊物还为此召开了一个规模很大的研讨会，汪曾祺在会上对这个小说所展示的朴素和原始之美赞赏有加。莫言此后也一直把《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在严冬也只穿一条短裤、不爱说话、没有名字的黑孩子当作自己的精神画像。接着，就是中篇小说《红高粱》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获得好评之后，他又写了《高粱酒》《狗道》《高粱殡》《奇死》四个中篇，然后结集成《红高粱家族》出版，也就是电视剧版《红高粱》所依据的版本。
在改编成电影之前，《红高粱》在文学界早已是好评如潮，莫言也因为发明了“我爷爷”“我奶奶”的讲故事角度而被称为开创了“新历史小说”家族小说的新纪。
那时候，中国刚刚经历过十年“文革”的动荡，文学界，乃至电影界都急于摆脱“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意识形态重负，寻求属于文学本体的审美独立性。而此时，改革开放正好为西方文学的引入提供了通道。被中国文学界广泛认可和学习借鉴的、以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为代表的拉美爆炸文学就是这个时候被译介进来的。同为第三世界，中国作家立刻在拉美文学中找到了方式方法和文化自信。
中国文学由此走在了先锋小说和寻根文学的探索之路上。一时间“我爷爷”和“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的叙事模式风靡大江南北，而在形式革新之上的内容根基，即被韩少功认为的传统意识和民族文化心理之“文学的根”，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如今看来，外来技巧和中国经验，尤其是历史经验和民间经验的结合，共同建构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后来，突破禁区的欣喜和收获逐渐被技巧探索和经验挖掘的偏难丑怪所取代，文学变得越来越远离现实生活，路越来越窄，读者也越来越读不懂。于是，作家们又开始慢慢拉回朝向历史的目光，向现实生活回归，所谓的“新写实小说”由此诞生，开始讲述以“小林家的豆腐馊了”（刘震云《一地鸡毛》）为开头的一地鸡毛的故事。
除了刘震云，刘恒、池莉、方方都是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家，他们把市井烟火带给了文学。再后来，王朔横空出世，彻底让文学“躲避崇高”，连市井都被他不屑一顾。由此，文学开始反省在情感零度的灰色调生活之上该如何重建精神追寻，于是又有了年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讨论的当年，陕西作家抛出当代文学的两枚炸弹——《白鹿原》和《废都》。文学史越来越证明，这两部经典作品是上世纪80年代纯文学的绝唱。之后，全面开花的市场经济终于把文学冲击得七零八落，再难形成社会性的影响。
在最近一次关于莫言的研讨会上，贾平凹把莫言比喻为一个点火烧荒的孩子，说大人不点，乖孩子也不点，只有野孩子才会反常规，才会凭着自由浪漫的天性和天分做一些打破秩序的事情。这种画神画骨的描述确实可以切中莫言的创作神韵。
年前后，在电影《红高粱》红遍大江南北之际，莫言正因为《红蝗》和《欢乐》两个中篇被文学界广为诟病。原因是他用不小的篇幅描述大便，把意识流的毫无章法发挥到了极致，引发了文学到底是审美还是审丑的巨大争议。从那以后，用莫言自己的话说，“批评和辱骂就与我结下了不解之缘”。
之后，莫言一方面写为底层农民呐喊的《天堂蒜薹之歌》，批判官僚体制；一方面在形式探索上走得更远，写出了让法国读者用五种颜色的笔做标记才能看懂的长篇小说《十三步》和《酒国》。
再接着，就是闹得沸沸扬扬的《丰乳肥臀》。这本书得了云南的一本文学杂志《大家》设置的“红河文学奖”，并获得了在当时看来石破天惊的十万元奖金。随后，这个颇为香艳的书名和它塑造的“恋乳癖”人物、以及泥沙俱下的写作风格，都“被辱骂淹没”（莫言语）。这本书也直接促成了莫言从部队转业到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