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红高粱家族》站在“我”的视角上来写祖辈父辈的传奇故事，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奇异多彩的红高粱世界。
一、红高粱世界
高密东北乡南与胶州、北与平度相接,是高密最东北边陲。莫言在他的《白狗秋千架》里第一次提到了高密东北乡。作为一个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热爱而又极端仇恨的高密人，莫言从来不讳言他只不过是借他的高密东北乡的地域位置来表现他想象中的世界。
（一）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的地方
莫言所描绘的红高粱世界也正是一个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的世界，用莫言自己的话来说最形象也最生动,“我曾对高密东北乡极端热爱,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仇恨,长大后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我终于领悟到: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1]
《红高粱》在情节构成上是依照了民间自身的主题模式，尽管它讲述的是抗日战争的故事，但其中所突现出来的主要都是民间世界中强憾生动的暴力内容。与此相关的是这部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也除去了传统意识形态二元对立式的正反人物概念，比如把作为“我爷爷”出场的余占鳌写成身兼土匪头子和抗日英雄的两重身份，并在他的性格中极力渲染出了一种粗野、狂暴而富有原始正义感和生命激情的民间色彩。50-70年代现代历史小说中也出现过类似的草莽人物，但必须要在他身边再树立一个负载政治道德标准的正统英雄人物，以此传达意识形态所规定的思想内容，但在《红高粱》中，余占鳌是唯一被突出的主要英雄，他的草莽缺点和英雄气概都未经任何政治标准加以评判或校正，而是以其性格的真实还原出了民间的本色。这些特点也同样体现在对于“我奶奶”戴凤莲和罗汉大爷等人物的刻画中。比如“我奶奶”具有的那种温热、丰腴、泼辣、果断的女性的美，罗汉大爷的忠诚、坚忍、不屈不挠的农民秉性，及“我父亲”小豆官的莽撞冲动的脾气，都有一种民间的放纵和生气充盈其中。由于叙述者把这些人物都作为自己的家族长辈来写，就又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了以前革命历史故事中少有的任性与平易之感。这就使得这部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和情感亲合方面，都非常鲜明的表达出了一种真正向民间价值尺度认同的倾向。正是建立在民间崇尚生命力与自由状态的价值取向上，作者描写“我爷爷”的杀人越货，写“我爷爷”和“我奶奶”的野地欢爱，以及其他人物种种粗野不驯的个性与行为，才能那样自然的创造出一种强劲与质朴的美。那片红红的高粱就像火焰一样，燃烧着那个年代高密人的性情，粗犷野蛮、仗义狡诈、狂热干练……总会有两个极端相互妥协的折衷点，但是往往彼此又是那么的棱角分明。
也正因为此，莫言说,高密东北乡是一个“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的地方。
（二）独特的抗战时代背景
《红高粱家族》是站在民间立场上讲述的一个抗日故事。这种民间立场首先体现在作品的情节框架和人物形象这两个方面。对于抗战故事的描写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并不少见，但《红高粱》与以往革命历史战争小说的不同就在于，它以虚拟家族回忆的形式把全部笔墨都用来描写由土匪司令余占鳌组织的民间武装，以及发生在高密东北乡这个乡野世界中的各种野性故事。这部小说的情节是由两条故事线索交织而成的：主干写民间武装伏击日本汽车队的起因和过程；后者由余占鳌与戴凤莲在抗战前的爱情故事串起。余占鳌在戴凤莲出嫁时做轿夫，一路上试图与她调情，并率众杀了一个想劫花轿的土匪，随后他在戴凤莲回门时埋伏在路边，把她劫进高粱地里野合，两个人由此开始了激情迷荡的欢爱，接下来余占鳌杀死戴凤莲的麻疯病人丈夫，正式做了土匪，也正式地成为她的情人。我们不难看出在这条故事线索中，始终被突现出来的是一种生机勃勃的民间激情，对以狂野不羁的野性生命力为其根本。这显然逾越了政治意识形态的限制，对民间世界给予一种直接的观照与自由的表达。前一条抗日的故事线索，从戴凤莲家的长工罗汉大爷被日本人命令残酷剥皮而死开始，到余占鳌愤而拉起土匪队伍在胶平公路边上伏击日本汽车队，于是发动了一场全部由土匪和村民参加的民间战争。整个战斗过程体现出一种民间自发的为生存而奋起反抗的暴力欲望，这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历史战争所具有的政治色彩，将其还原成了一种自然主义式的生存斗争。概括的说，《红高粱》在情节构成上是依照了民间自身的主题模式，尽管它讲述的是抗日战争的故事，但其中所突现出来的主要都是民间世界中强憾生动的暴力内容。在这部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上，除去了传统的对立式的正反人物概念，就像把作为“我爷爷”出场的余占鳌写成身兼土匪头子和抗日英雄的两重身份，并在他的性格中极力渲染出了一种粗野、狂暴而富有原始正义感和生命激情的民间色彩。很多现代历史小说中也出现过类似的草莽人物，但不同的是，在《红高粱》中，余占鳌成为作者笔下唯一被突出的主要英雄，他的草莽缺点和英雄气概都未经任何政治标准加以评判或校正，而是以其性格的真实还原出了民间的本色。这些特点也同样体现在对于“我奶奶”戴凤莲和罗汉大爷等人物的刻画中。比如“我奶奶”身上被赋予的那种温热、丰腴、泼辣、果断的女性的美，罗汉大爷的忠诚、坚忍、不屈不挠的农民秉性，及“我父亲”小豆官的莽撞冲动的脾气，都充分显示了一种民间的放纵和生气。而正是叙述者这种家族长辈式的叙写手法，让他们身上体现出了革命历史故事中少有的任性与平易亲近之感。使得这部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和情感亲合方面，都非常鲜明的表达出了一种真正向民间价值尺度认同的倾向。正是建立在民间崇尚生命力与自由状态的价值取向上，作者描写“我爷爷”的杀人越货，写“我爷爷”和“我奶奶”的野地欢爱，以及其他人物种种粗野不驯的个性与行为，才能那样自然的创造出一种强劲与质朴的美。
（三）正义与邪恶的利益冲突
作者笔下的红高粱世界处处充满着利益的鲜明冲突，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民间所自发的为自身利益而爆发的分歧反抗的暴力欲望，人人都执着于自己的利益，不管什么人在利益面前都会奋力反抗，正是这种利益的冲突造就了莫言笔下奇特的红高粱世界，在色彩方面，他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充满人格对立和审美情趣的幻想世界，正如莫言自己所言“最英雄好汉也最王八蛋”。
“我是你们的不肖子孙,我愿扒出我的被酱油腌透了的心,切碎,放在三个碗里,摆在高粱地里”[2]。这是一种自省与自强、自责与自傲的强大气质的揉和,每每读到这样的语言,我仿佛一下子就听到了胶河岸边的呐喊与躁动,看到了火红的高粱在天地间挺立。于是我们看到在《红高粱家族》里,那片广袤狂野的高梁地也正是演绎一段现代革命历史的舞台。
二、红高粱家族中的各色鲜明人物
红色是莫言小说色彩寓象的基调，也是他特立独行，独树一帜的一面鲜亮旗帜，从《透明的红萝卜》开始，莫言的作品便奠定了红色的基调，他笔下的人物身上也都流淌着“红色”的血液，而红高粱这个意象强烈的象征性、渗透性和凝聚性不仅成就了莫言，也成就了莫言笔下富于民族强大生命力量的人物。
“红色”作为小说的主色调强烈的显示着一种生命的意义，生命的躁动和升华，莫言用他看似漫不经心、随心所欲、自由自在的感觉开拓出一片充满野性和生机的红高粱世界。东北高密乡的祖辈父辈乡亲们一同浸染在这一片通红的高粱世界中，就这样造就了一颗颗粗糙但坚韧的心，他们用这颗心劳动着、生活着、生存着，这是一个善于恶、美与丑、悲剧与希望、人性与兽性共存的世界。这里洋溢着火一样的生命激情，张扬着人最初的狂野本性，他们是整个民族勤劳、勇敢的化身，是任性自由的代表，也是最富有魅力和活力的生命象征。
（一）独特的人物性格
《红高粱》在情节构成上是依照了民间自身的主题模式，尽管它讲述的是抗日战争的故事，但其中所突现出来的主要都是民间世界中强憾生动的暴力内容。与此相关的是在这部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上，除去了传统意识形态二元对立式的正反人物概念，比如把作为“我爷爷”出场的余占鳌写成身兼土匪头子和抗日英雄的两重身份，并在他的性格中极力渲染出了一种粗野、狂暴而富有原始正义感和生命激情的民间色彩。一般这种传统式的草莽英雄，都必须要在他身边再树立一个负载政治道德标准的正统英雄人物，以此传达意识形态所规定的思想内容，但在《红高粱》中，余占鳌是唯一被突出的主要英雄，他的草莽缺点和英雄气概都未经任何政治标准加以评判或校正，而是以其性格的真实还原出了民间的本色。作者莫言在文中对他如此评价：“他一辈子都没弄清人与政治、人与社会、人与战争的关系，虽然他在战争的巨轮上飞速旋转着，虽然他的人性的光芒总是冲破冰冷的铁甲放射出来。但事实上，他的人生即使是能在某一瞬间放射出璀璨的光芒，这光芒也是寒冷的、弯曲的，掺杂着某种深刻的兽性因素。”[3]这些特点也同样体现在对于“我奶奶”戴凤莲和罗汉大爷等人物的刻画中。比如“我奶奶”具有的那种温热、丰腴、泼辣、果断的女性的美，罗汉大爷的忠诚、坚忍、不屈不挠的农民秉性，及“我父亲”小豆官的莽撞冲动的脾气，都有一种民间的放纵和生气充盈其中。由于叙述者把这些人物都作为自己的家族长辈来写，就又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了以前革命历史故事中少有的任性与平易之感。这就使得这部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和情感亲合方面，都非常鲜明的表达出了一种真正向民间价值尺度认同的倾向。正是建立在民间崇尚生命力与自由状态的价值取向上，作者描写“我爷爷”的杀人越货，写“我爷爷”和“我奶奶”的野地欢爱，以及其他人物种种粗野不驯的个性与行为，才能那样自然的创造出一种强劲与质朴的美。
在《奇死》(有的版本做《狗皮》)中穿插了两个似乎与主要人物和情节几乎完全无关的人物——成麻子，这个独立的人物及其故事即使删掉也几乎不会影响整部小说情节的完整性。表面上看来，成麻子和《红高粱家族》的整个故事基本上没多大关系，对《红高粱家族》的故事进程也没有很明显的推动作用。唯一有点联系的是，作品前文提及我爷爷怀疑狗皮和枪是胶高大队偷的，而小说此处照应和证明了的确是胶高大队采用了成麻子的计谋偷走的。首先，从成麻子个人的命运来看，成麻子死的时候，身上披着狗皮，从前面看，是一个人，从后面看，是一条狗。他的死去，让我们看到作者对现实人生的历史理性的反省。其次，从人物塑造来讲，成麻子这个形象，使小说的人物形象更加具有丰富性，更具有代表性，弥补了主要人物能否代表当时人众典型的问题。
（二）红高粱英雄主义的民间本色
对于任何一个历史时代来说，都不能没有英雄人物的存在，“英雄”—既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象征，同时也是文学描写的核心对象。传统义上的英雄都多少都刻意的延续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孝”道德伦理思想，这种道德的固定模式已经内化成为了一种英雄所固有的精神品格，而莫言笔下的“英雄”已经不再是政治人物，不论是“我爷爷”余占鳌还是“我奶奶”戴凤莲，他们都是真实存在的平凡的老百姓，他们没有远大的抱负和崇高的政治理想，但“我爷爷”升上流淌着野性的血液，生来自由不羁，嗜酒如命，色胆包天，在他的身上，完美的体现了中国农民身上缺陷与完美并存，丑陋和美好同在的特点。作者无疑是在宣示：中国农民就是这样，中国英雄就是这样，“酒色财气”赋予了高粱英雄的胆气、财气、欲望下的奋起反抗，并贯穿生命始末。
我爷爷和我奶奶之间的情感冲动和爱恨欲望彻底打破了传统文学的叙事模式，真实的展现了长期以来被文人作家刻意掩盖的中国强盛不熄的原始生命意识。《红高粱家族》中对性欲的激情描写实际上也是对以往传统英雄主义的描写方式的反讽。
（三）利益冲突下的双重人格
莫言自己说：“故乡——农村给我的印象是我创作的源泉也是动力。我与农村的关系就像鱼和水的关系，是土地与禾苗的关系，当然从另一方面看，也是鸟和鸟笼的关系。”[4]这段自白可以作为解读《红高粱家族》这部小说意韵的一个切入口。这就是融入故乡与超越故乡或者说是恋乡与怨乡的双重情结。
当代的都市人在虚情假意面具的伪装下日益枯萎了本来应该热情地怒放着的生命之花，莫言漂泊在这样的人群中，痛恨这些生命的萎缩和灵魂的卑琐，于是作为乡土民众精神图腾的红高粱，以及红高粱里面那些自由自在热情奔放的生命，还有这些生命对生与死感悟限度的肆意穿越，对人生尊卑的无动于衷，对道德说教的忽视轻蔑就成了导引他避免灵魂迷失的灯塔。我们来看看莫言为我们塑造了怎样的人物形象。爷爷余占鳌高大魁梧，在抬轿的过程中大胆捏戴凤莲的小脚表示爱意，诛杀蒙面盗贼，与戴野合，杀单家父子，杀土匪花脖子，率领部队打击日本人……一系列的活动无不显示了这个杀人如麻的爷爷那种敢作敢为敢爱敢恨的强悍的生命力。奶奶戴凤莲也是一样，她想出了用铁耙挡住鬼子汽车退路的计谋，为了追求幸福的爱情她积极大胆地与爷爷野合，她果断老练地接过了单家的家业。“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我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我该做的都做了。该干的都干了，我什么都不怕。”[5]奶奶临死前的这一段自白正是她一生的写照。还有那奇异的死去的二奶奶，那被剥皮而死的刘罗汉，那因为强奸倩儿而被枪决的余大牙，那执法无私的任副官，甚至那凶恶残忍的狗群……高密东北乡的人和物，无一不是热情奔放个性张扬。对比着现代都市人那日益猥琐委顿的生命，莫言在他故乡这片肥沃的土地上寻找到了一种肆意飞张的生存状态和生命意志，这成了他寄托漂泊灵魂的精神港湾。
莫言站在民间的立场讴歌那种自由自在的、用人类原始生命力紧紧拥抱生活本身过程的审美风格，然而就像陈思和所说的，民间也是一个藏污纳垢的地方，它包含了美也容纳了丑。在莫言的小说里这种丑有多处的体现。最突出的莫过于强者对弱者生命的肆意践踏，这是一个悖论，强者生命力的张扬却是以牺牲弱者的生命为代价。余戴追求自由的爱情，这无可厚非，然而以此为理由是否就能杀人放火抢夺单家财产？这种没有经过理性梳理的生命力是否违反了起码的人道主义？此外戴凤莲的缠脚，以及男人们却因为这种变态的美而引起的性欲，还有那种带有浓重的迷信宗教色彩的殡葬仪式，无不显示了民间乡野中所包藏的丑陋和愚昧。
三、高粱地人的强烈生存意识
小说以敢生敢死、敢爱敢恨的生命意识作为基调，宣扬红高粱般勇敢抗争与勤劳耐苦的中华民族精神，文中重要的女性角色戴凤莲就是这样一个敢叛逆传统，爱憎分明，正义勤劳，有着非同一般的机智和胆识，充满了生命张力、情欲和野性的女人。莫言写道：“我奶奶的一生‘大行不拘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心比天高，命如纸薄，敢于反抗，敢于斗争，原始一以贯之。”[6]虽然是非贤妻良母式的中国妇女形象，但这样追求自由解放、反抗封建礼教的本能需求一被她以炽烈的活法展现出来，就得到现代女性、乃至现代人类的普遍共鸣，这样具有新美感的生命意识给凤莲这一人物平添了传奇的色彩。莫言在描绘她的死时用了大量笔墨，华丽而悲怆，她的死也注定像成熟的红高粱一样灿烂辉煌。
（一）为生存而爆发出奋起反抗的暴力欲望
莫言的《红高粱家族》系列小说大都反应民间社会生活的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绪世界，作者以民间的定位来叙事，充分表达他源于民间的情绪体验和感受。莫言的家乡属齐鲁文化区，这里有着丰厚的地域文化传统。首先是一种总体的文化精神，有人将他概括为“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崇尚气节的爱国精神；经世致用的救世精神、厚德仁民的人道精神；勤谨睿智的创造精神”[7]；其次是浓厚的文学传统；再次是独特的民间世俗化；最后表现为强悍暴烈的民风。正是在这种齐鲁文化精神的感召下，莫言笔下的人物才具有了某种“原生态农民文化心理”。
（二）暴力背后蕴含的中华民族的旺盛生命力
作品中最值得称道的是“我奶奶”送饼上阵时中弹牺牲前所说的那番发自肺腑的自白“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我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我该做的都做了。该干的都干了，我什么都不怕。”高密东北乡不止孕育了一片火红充满野性的高粱地，在这片高粱地里生高粱地里长的人们也自然带有“不知天高地厚的”气质，人与人的矛盾冲突，利益的纠葛、纷争所爆发出来的暴力背后是支撑起生存的旺盛而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小说中对余夫人戴凤莲的评价甚高，作者莫言所塑造的这一在特殊时代背景下显现出不符合原本时代特点的女性人物，是个传奇性的女子，是莫言找到的能代表中华名族旺盛生命力的典型模型，是高粱地里人们暴力特征的具体化，我们不难看出，在莫言叙事的主线上，始终被突现出来的是一种生机勃勃的民间激情，以狂野不羁的野性生命力为其根本。这显然逾越了政治意识形态的限制，对民间世界给予一种直接的观照与自由的表达。
（三）高扬不羁的野性生命
小说的主线围绕着余占鳌和戴凤莲、恋儿的恩爱情仇；戴凤莲因父亲贪财而把她嫁给了酿酒的单老板的儿子（有麻风病);恋儿是戴凤莲的侍女。突出了一种没受道德规范的民间激情，高扬狂野不羁的野性生命力，宣扬暴力，这即使莫言所寻之根，有感于现代生活的苍白。
余占鳌、戴凤莲是《红高粱家族》中高粱英雄的两个典型。他们不十分明白抗日的实质，但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年代，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苦难的反抗与不满。他们坚强地守护自己的自由，傲然地活出生命的强度。他们是一群流着高粱血统、浑身散发着鲜活人性的红高粱地英雄。
叙述者在小说开头有一段充满激情的感叹，极力赞美他的故乡，赞美他的那些豪气盖天的先辈，并称先辈的所作所为和他们的英勇悲壮“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感到种的退化。”[8]这种感叹贯穿在整部小说中，而且愈加变得浓烈感人，其中所体现出来的无疑是一种作家把民间作为理想的生存状态。民间是自由自在无法无天的所在，民间是生机昂然热情奔放的状态，民间是辉煌壮阔温柔淳厚的精神，这些都是人所憧憬的自由自在的魅力之源。叙述者以这样一种民间的理想状态来对比现实生活，却发现这种状态只是过去时态的存在，高密东北乡的英雄剧全都上演在已经逝去的时间中，这不能不令他感到遗憾，不能不令他屡屡发出文明进步隐含种性退化的感慨。这里显然引入了一种与政治意识形态及知识分子传统都全然无关的历史评判尺度：站在民间的立场上来看历史发展与社会现实境况，便暴露出某种生气流散与自由状态受到限制的趋向。而在《红高粱家族》中，这种遗憾与感慨反过来又强化了对曾经存在过的民间自在状态的理想化与赞美，从而使其呈现出了更为灿烂夺目的迷人色彩。
参考文献：
[1]牧文.谁没有自己的高密东北乡[N].潍坊晚报,-2-14(19).
[2]莫言.红高粱家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
[3]莫言.红高粱家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4]莫言.莫言散文[M].浙江文艺出版社,:18.
[5]莫言.红高粱家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6]莫言.红高粱家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7]姬凤霞.解读红高粱家族叙事技巧[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99.
[8]莫言.莫言精选集[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李少咏，自号小木匠，逍遥镇人。能熬胡辣汤，会做粗陋的小桌子小板凳，职业教书匠，都是半瓶子酱油水准。喜欢读书写字，希望以此抗拒生命中的佞戾、虚妄与迷惘。把最深的现实创痛比如为我们带来巨大伤害的新型冠状病毒虚化隐藏于文字底部，也许也算是无助之中的一个审美选择吧。
李少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