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第一次见到张艺谋是在自己的宿舍。
张艺谋穿着破衬衫，剃着光头，一张脸黑得跟煤炭似的，左脚穿着一只凉鞋，右手提着另一只鞋。
他来找莫言是因为看上了《红高粱》，想把它改成剧本，然后由自己做导演拍出这部电影。
莫言听了他的来意后，当时就纳闷极了。
“不是吧？我这样的小说怎么可能改编成电影呢？”
莫言平时也看过不少电影。
在他心目中，电影里的故事都是惊心动魄的，充满巧合、催人泪下。
可是他的《红高粱》里没有这些东西。
与莫言不同，张艺谋显然有自己的想法。
他野心勃勃信心满满向莫言打保票，自己一定能拍好。
看到张艺谋如此自信，莫言相信他几分。
虽然有些期待，但还是充满怀疑。
就怕故事不好改，拍了没人看。
于是他爽快地说：
“那行吧，你尽情改！
我反正也不是鲁迅，也不是茅盾。
改变他们的作品，要忠实原著。
改变我的作品，你爱怎么改怎么改！
哪怕你要“我爷爷”、“我奶奶”在高粱地里实验原子弹也没关系！
拍好了那是你张艺谋的光荣，拍砸了也不是我莫言的耻辱。”
两个中年汉子都很好说话，有商有量，谈得很投机。
没半个小时，拍电影的事儿就谈妥了。
张艺谋在酬劳方面，对莫言很大方。
按照当时的规定，小说改编成电影的最高版权费只有元。
但张艺谋为了让莫言多拿点钱，不仅将电影分了级，按两部电影的费用支付，还付给了莫言参与改编的酬劳。
就这样，莫言一共拿了元。
可别小瞧这块钱，在当时那个年代可是个天文数字！
红高粱是年开拍的。
莫言建议说，可以去东北取景拍摄。
可张艺谋死活不同意。
他觉得，电影必须在故事的原发地拍出来，才能有那种味道。
所以坚持要去莫言的家乡山东高密拍。
莫言劝了几次没成功，就任着他去了。
等张艺谋到了高密大栏乡选地时，却傻眼了。
这哪里还有高粱啊？
莫言跟他解释：
“高密种高粱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儿了。
这几年，光是种小麦就已经吃得饱了，哪还有人种高粱？”
张艺谋犯难了。
没有高粱还拍啥《红高粱》？
按眼前一片片小麦田的情况，拍出来就改名叫《红小麦》了。
张艺谋害怕耽误拍摄进程，当机立断，决定临时在高密种上高粱。
当时是春天，等到夏天高粱长出来不就可以拍了吗？
就这样，张艺谋和村民签了合同。
抓紧时间种高粱！
每亩地按照~元的价格，总共花了4万元，让当地的村民种了多亩的高粱地。
说实话，这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终于到了夏天，多亩的高粱长了出来，这才正式开始拍了《红高粱》。
由于电影的大多数情节，都发生在高粱未成熟的时间。
所以拍起来特别着急。
就怕时间到了，高粱一旦成熟，拍出来的故事就没有原来的韵味了。
整个夏季，工作人员都处于高强度的工作状态。
起早贪黑不说，有时候连饭都吃不上。
张艺谋作为导演，还要经常上阵搬器材，忙得不行。
周围看热闹的村民见到这种场景都说：
“拍电影不是个好活，有孩子以后绝对不能让他干这个。”
7月份，莫言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的时候，趁机去高密看了看拍摄状况。
他对电影的拍摄一窍不通，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
唯一一点感触就是，高粱种的太少了，长势也不好，拍起来捉襟见肘。
而且拍电影的过程一点儿也不好玩儿，半天拍不出一个镜头。
从此，莫言再也没有管过这电影的事儿，他去了北京继续创作新作品。
到年的冬天，莫言回高密过年。
有一天，在供销社工作的堂弟拿了份《人民日报》兴冲冲地丢给莫言。
报纸的副刊上，是整整一版《红高粱》的简介。
莫言知道《红高粱》火了，张艺谋火了。
自己也不知不觉的火了。
幸亏那临时种了多亩的高粱地，否则也没有经典电影《红高粱》了。
张艺谋这4万块钱，不算亏啊！
不知道，现在高密有没有因为这部电影，又重新种上了高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