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改编自莫言的寻根文学《红高粱》）
导演:张艺谋编剧:莫言/陈剑雨/朱伟主演:姜文/巩俐/滕汝骏/钱明/陈志刚类型:剧情/爱情/历史/战争制片国家/地区:中国大陆上映日期:(中国大陆)/-02(柏林电影节)片长:91分钟又名:RedSorghum/Sorgorojo
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
金熊奖最佳影片
第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
我奶奶19岁时，不得不嫁在十八里坡开烧酒作坊的五十多岁的李大头。按乡规，新娘子要被颠轿的方法折腾一番，但不管轿夫怎样折腾，奶奶始终不吭声。奶奶到了十八里坡后，与余占熬发生了感情，而余也就是后来的我爷爷。不久，李大头死了，众伙计不想再干了，我奶奶劝住了众伙计，又撑起了烧酒作坊。土匪秃三炮劫走了我奶奶，罗汉大叔和伙计们凑钱又将我奶奶赎了回来。但我爷爷看到我奶奶头发凌乱，非常生气，跑去找秃三炮，将菜刀架在他的脖上，直到秃三炮用脑袋保证没有动我奶奶，我爷爷才罢休。我爷爷在刚酿好的高梁酒里撒了一泡尿，没想到高粱酒的味道格外好，我奶奶给它取名叫十八里红。我爹9岁那年，日本鬼子到了青杀口，烧杀抢掠。我奶奶搬出被日本鬼子杀害的罗汉大叔当然酿的十八里红给伙计们喝，大家斗志昂扬地去打鬼子。我奶奶挑着做好的饭菜去犒劳我爷爷他们，却被鬼子军车上的机枪给打死。愤怒的我爷爷和大伙抱着火罐、土雷冲向日本军车。军车炸飞了我爷爷，他呆了似的与我爹站在我奶奶尸体旁，我爹放声唱起了童谣：“娘，娘，上西南，宽宽的大路，长长的宝船。
《高粱赞歌》
《赤脊的生命的红》
《生命里的十八里红》
《红色礼赞》
《原始生命力的崇拜》
酒与人：生命的崇高与礼赞
——评《红高粱》
伴着低沉的男声，一段独属于这块土地的悲歌缓缓升起。十八里坡上，满是高粱，象征着勃勃生机，也象征着中华民族的威武不屈。在夕阳的斜照射下，大战后的十八坡伴着一抹血色残阳。但也是这抹残阳，染红了整个坡，高粱在成了红色海洋的一者。它们预示着，生命的崛起，爆发的抗击仍将继续。
《红高粱》中，由迎亲引出了奶奶，为了换一头骡子，曾外祖父把她嫁给一个麻风病人。迎亲路上窜出一个劫道的，轿夫结果了劫道人。后来，他成了爷爷。日本鬼子来了。他们为了修路，用刀逼迫乡亲们，残害义士，高梁地里发出怒吼声,终于，爷爷和众伙计冲向日本军车，日本军车炸飞了，奶奶死了，伙计们也死了。只留下爷爷和爹，整部影片有爷爷奶奶，相遇、相爱、相互扶持的情感过程构成。通过他们对世俗的抵抗，最终相守，再到最终奋起反抗日本侵略。表达了作者对这片荒凉的土地上，这段不畏世俗可歌可泣的爱情的歌颂，对那种独属于这片土地无拘无束的野性的赞颂，更表达对中华儿女坚忍不拔、顽强不屈的品质的称颂。全片其实就是作者对原始生命力，无可名状的崇拜。
片中的主人公“我奶奶”和“我爷爷”构成了生命二字的人像表达。“我奶奶”既是封建婚姻的受害者，又是一副女强人的形象。她泼辣、机警、聪明、憨厚。导演一方面让“我奶奶”担任更多的封建批判的任务，让观众更同情她，另一方面又要展示出那个荒凉之地人的野蛮与任性。
而“我爷爷”的性格粗犷、豪放、善良、正直。他敢爱敢恨、敢做敢当、怒则大吼、痛则大叫的英雄气概，是那个年代的硬汉形象。他为了得到心爱的女人，敢于同恶势力作斗争，为了民族仇恨，他与工人们一起作战去抗击日本人的侵略，同时他鲁莽、好事，性格棱角分明。
“我爷爷”及其轿夫、酒夫的形象，真实、准确地完成了一个阳刚群体的塑造。形成了一组自强自尊、自我亢奋的人物雕像。他们宁肯用最土最原始的方式，来反击压迫。虽然因此而遭受肉体的毁灭，但却为历史写下豪情激越的神奇的悲壮记略。在“野合”这场戏中，“我爷爷”对“我奶奶”那种强悍的、粗野的、暴力的挟持“抢人”与脚踏青纱帐，和阿Q对吴妈那种酸弱的、胆怯的、沮丧的双膝下跪与满口胡言，相成了截然相反的艺术反差。一个是封闭状况下的情感释放与宣泄，一个却是在情感释放时刻的封闭、萎缩。但这两者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却是一致的：就是对中国人被久久压抑着的自然本性的揭示，只是揭示的方法各不相同而已。前者为爆发性，后者则是熄灭性；前者取得了胜利，后者遭到了失败。胜利者以心灵之声唱出了“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哇，莫回头”的嚎歌，失败者则以冤屈之态在鞭棍之下尖惨地嚎叫。嚎歌与嚎叫产生了相同的惊世骇俗之力。这二嚎，与其说是故事里男女情欲的表现，倒不如说是创作者对人性的呐喊与诉讼。
《红高粱》通篇贯穿红色，太阳、血、高粱、高粱酒是组成红色的基本物象，也是主要情节的标志物。从开头“我奶奶”那张红润的脸，占满银幕的红盖头，热烈煽情的红轿子，到暗红狂舞的红高粱，红雨般的高粱酒，血淋淋的人血，直到日全食后天地通红的世界……红色格调一贯到底。这红色即是民族鲜活生命力的见证。而影片中的红高粱不仅是自然生命的完美表现，而且是被赋予了人的性灵的活生生的生命载体。它不仅有力地传达了“我爷爷”、“我奶奶”旺盛的生命力，而且当日本鬼子灭绝人性地屠杀民众、“剥人皮”示众时，红高粱更显现出悲愤、凝重与仇恨的神情。
乐器的巧妙使用可以说是《红高粱》的一大特色，唢呐和中国大鼓这两件民族乐器几乎贯穿整部影片。影片开头的迎亲，红红的画面配上高亢的唢呐声，热闹喜庆的情绪气氛一下子就被调动了起来；而打仗一场戏中，画面上“我奶奶”慢慢倒地，“我爷爷”怀着满腔怒火抱着土雷冲出高粱地，唢呐声变得悲壮、激昂。同时，清唱的多处使用也涌现着雄壮、粗犷的生命活力。这些歌曲不是由专业歌手而是演员们扯开嗓子直接把从喉咙里发出的声音灌进观众耳朵的。“我爷爷”为“我奶奶”唱的“通天的大道九千九百九”，在他粗犷的嗓音里发出了对生命的思考。影片中还有两处大合唱《酒神曲》，第一次是酿出高粱酒后面对着杜康像祭酒神，“九月九酿新酒，好酒出在咱的手”唱出了壮汉的自豪，对劳动本身的礼赞；“上下通气不咳嗽”唱出了生命的通脱、坦荡与自然；“一敢走青刹口”唱出了粗壮汉们敢爱、敢恨，敢生、敢死；“见了皇帝不磕头”唱出了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精神。另一次是祭奠罗汉大爷，同样的歌变的悲壮，唱出了他们众志成城为同胞报仇的决心。
两次敬酒神之歌的出现，是两次抗争意识的高潮。第一次是对民族自身弱势的抗争，第二次则是对异族欺凌的抗争。伴随高潮而出现的两次撒尿动作，是不能忽略的精彩篇章。这两次撒尿决不可等同于一般粗劣影片随意安插的噱头，它是严肃的、周密的象征手段的绝妙运用。它所表现的，是对一切神权、强权的不恭。如果说“我爷爷”在第一次酒歌后，对着酒篓子撒尿还只是个体叛逆性格的体现的话，那么，在第二次酒歌之后，抱举起儿子对着酒坛子的撒尿，则是个体叛逆性格向民族、向后代的延展和扩充。它与酒歌中“见了皇帝不磕头”的精神实质是统一的，相辅相成的。这种对我们民族传统的情与性的渲泄，使观众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满足与享受。
在血色残阳下，整片高粱地都成了血红色，那是日食所代表的悲哀，那是被鲜血映红的高粱，那是爷爷、爹痛失爱妻、母亲的伤痛，是作者对高粱地上人民最崇高的礼赞。高粱被践踏了，但还有许多高粱在疯长着，那是华夏民族旺盛的生命力，生生不息的文明，是爷爷身上带有的狂野。爷爷的狂野是原始的、野兽般的狂放，不仅是男人生命中最真最核心的特点，还是中华儿女，能抵住侵略，奋起发抗的基础。导演通过这部真诚的《红高粱》，呼唤出人类天然的本性，刺激了人们对勃勃生机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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