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丛新强，年10月生，山东临朐人，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博士后。现任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山东大学莫言与国际文学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山东省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山东省莫言研究会副会长等。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科研，在海内外学术期刊发表以宗教与文学关系和莫言研究为代表的系列论文，出版专著《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当代文学》《当代中国文学的宗教维度》《莫言长篇小说研究》《新时期文学视野中的“新生代”小说与文化延伸》等。主持国家级、省部级社科基金项目多项，学术成果获刘勰文艺评论奖、泰山文艺奖（文学创作奖）等。
摘要：《红高粱家族》中的“抗战”既不是以“国军”和“共军”为主体，也不是通常判断的“土匪”抗战，而是求生存意识的“群众”抗战。“我爷爷”和“我奶奶”的“情爱”追求，既有个体解放的野性方式及其欲望的本能需要，也同步伴随非理性的疯狂杀戮及其人性之恶。相对于历史表达的不同侧面及其生命形态，归于伦理意义上的“一视同仁”才是终极性的“历史观”。在“先锋”中“逃离”，在“寻根”中“扎根”，莫言有意无意地走出一条自我选择与自觉创新之路。
关键词：《红高粱家族》“抗战”“情爱”“历史观”
在写作《红高粱家族》时，莫言已经表现出一种高度自觉的文学意识：“官方编写的历史教科书固然不可信，民间口口相传的历史同样不可信。官方歪曲历史是政治的需要，民间把历史传奇化、神秘化是心灵的需要，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我当然更愿意向民间的历史传奇靠拢并从那里汲取营养。因为一部文学作品要想激动人心，必须讲述出惊心动魄的故事，必须在讲述这惊心动魄的故事的过程中塑造出性格鲜明、非同一般的人物，而这样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是几乎不存在的，但在我父亲他们讲述的故事里比比皆是”。1那么，在《红高粱家族》中，莫言讲述了怎样的惊心动魄的故事，又塑造了怎样的性格鲜明的人物？显然，其中讲述了抗日的战争故事和先辈的情爱故事，塑造了“我爷爷”“我奶奶”这样的非同一般的人物，进而触及到历史的复杂结构和人性的深层意识。其间，又涉及到三个关键性的问题，一是如何重写“抗战”和“抗战”的主体问题，二是如何讲述“情爱”和“情爱”的本能问题，三是如何表达“历史”和终极性的“历史观”问题。
一、重写“抗战”和“抗战”的主体问题
在年代中期文学观念反思和解放的思潮中，针对老作家提出的不亲历战争如何反映战争的问题，莫言提出文学创作不是复制历史，小说家写战争“所要表现的是战争对人的灵魂扭曲或者人性在战争中的变异。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便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也可以写战争”。2正是基于这样简单朴素的理解，开始了《红高粱》及其后续篇章的写作。故事从一九三九年农历八月初九写起，“我父亲”豆官跟着“我爷爷”余占鳌伏击日本人的汽车队，“我奶奶”则送到村头。结果可想而知，三百多个乡亲叠股枕臂，陈尸狼藉，流出的鲜血灌溉了一大片高粱，把高粱下的黑土地浸泡成稀泥。
日本人说来就来，鬼子和伪军到村里抓民夫拉骡马，一直负责酿酒作坊的罗汉大爷和骡子一起被押上了工地搬运石头。不堪忍受暴打的罗汉大爷，本来已经逃进了高粱地，却为了骡子而重新返回，酿出一幕壮烈的悲剧。被日本人抓回后的罗汉大爷血肉模糊，紧接着被剥皮示众。正是缘起于为罗汉大爷报仇，也为自身求生存的本能考虑，爷爷奶奶拉起队伍走上抗日之路。当余司令和冷支队长为如何联合而争论不休之时，奶奶倒出三碗酒，说道：“这酒里有罗汉大叔的血，是男人就喝了。后日一起把鬼子汽车打了，然后你们就鸡走鸡道，狗走狗道，井水不犯河水。”3结果由于冷支队长的阴谋诡计，致使余占鳌的队伍伤亡惨重甚至全军覆没。《红高粱》第九章集中书写民间的奋勇抗日：爷爷奶奶、方家兄弟、刘大号、哑巴、王文义夫妻等等诸多村民队员。在没有任何外援、敌我力量完全不对等的情形下，歼灭日军少将中岗尼高及其队伍。随后的冷支队长及其队伍的到来，也只是为了抢夺胜利果实而已。
与传统的“战争文学”注重对战争过程的再现不同，《红高粱家族》只是借用了战争环境和战争背景。这一对此前的“战争文学”乃至“军事文学”传统的根本超越，同步带来了文学界的观念论争。尤其其中的“抗战”书写，更是激发出针锋相对的观点。有论者虽认为《红高粱》具备的是开放型新观念，但同时对余占鳌和他的队伍进行的抗击日军和伏击战的取胜表示明显的质疑。相对于党所领导的进步力量在敌后所取得的绝对优势，作品对余司令的尊颂激扬欠些理智，在人物活动的历史环境的翻检审视中有所疏漏。4更有论者认为作品在对战争题材的具体处理上采用自然主义倾向，脱离生活不足取。尤其对罗汉大爷遭遇的细致描写，违背了美感的要求。在人物塑造上由于强调性格的复杂性，而使得是非不分、美丑难辨。特别是对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进行抗战的描写不能让人相信，不符合历史实际。5直到后续对《红高粱家族》的批判，仍然聚焦于其人物评价和抗战历史：“作者却完全置历史事实于不顾，歪曲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对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进行了令人不能容忍的丑化”，尤其是歪曲了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八路军形象，甚至在作者眼中的八路军只不过是一些“亢奋的狗群”。6显然，这样的批评正在溢出文本，也正在产生新的“歪曲”。
与否定性声音同步，对《红高粱家族》的肯定性话语同样引人注目。有论者指出，相对于同类题材作品还停留在醉心于描写战争的过程（包括发动群众，瓦解敌人，内外配合，攻下碉堡），莫言用重彩描绘的是战争中的活人。与苏联描写卫国战争的第三代、第四代作家相比，和我们的作家作品明显拉开了距离。“他们已把描写战争的胜负得失推到了次要地位，而把战争中的严酷真实，特别是战争中人的全景摄象，推到了第一位置。因而，当我们读到这些作品时，感到灵魂的震撼。”7针对活剥罗汉大叔的细节描写，有论者认为这是大残暴、大痛苦、大紧张、大悲愤，用于表现帝国主义者的惨无人道未为不可，也能造成文学上的强刺激。“由残暴的敌人、高贵的受难者、受到英雄激励而复活和强化了民族意识的人民所构成的这个立体画面，我认为有很高的文学价值。”8黄国柱则进一步从“军事文学”角度对《红高粱家族》作出整体性阐释。认为莫言所瞩目的，是“人在战争中”的种种被激化乃至被扭曲了的情感和心态。有人批评作品中看不到党的领导、看不到党对农民武装的改造引导、看不到农民由自发到自觉的转变过程，实际上是沿用了衡量过去战争文学的标准和尺度，而没有看到这些标准和尺度更多地应该用在历史学著作里。战争文学应该展示生命个体在战争条件下的存在方式，而不应该去追踪、显示赤裸裸的“历史规律”。“墨水河边的伏击战，以及日军的报复性的血洗村庄，不过是历史背景的依托。侵略军与各种抗日势力之间的对峙及胜败，并未构成旗鼓相当的文学角色，而始终占据在这幕历史活剧中心的显然是余占鳌及一系列和他命运攸关的人物。对于他们，重要的不是最终谁胜谁负——这个历史的定论早已人人皆知，重要的是他们当时怎样地活着或死去。”9文学以人为中心，战争文学更是如此，以“人”的视角来理解《红高粱家族》，诸多争议也就趋于平静。
显然，面对日本侵略者，是共产党抗战还是国民党抗战抑或是土匪抗战往往纠缠不清，也是诸多论争的焦点。其实，莫言的立场并非上述三者，尤其是面对主导评论所谓的土匪抗战，其实抗战的主体应该是自发的群众。上述三种力量往往具有自觉性，而唯有群众是自发的，呈现于文本中的又恰恰是这一自发性的存在。当然可以说这三种力量的构成都是群众，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抗战”中的群众并没有明确地接受其中哪种力量的领导，也没有表现出明确的政治立场，而完全是非自觉性的甚至是本能性的求生存意识在起作用。如莫言在谈到“土匪抗战”时，就特别强调历史“事实”和写作“偏差”的问题：“写土匪抗战，事实上也是有一点历史根据的。在抗日战争初期，我们的胶东地区冒出了几十支游击队，一帮土匪摇身一变，树立一个旗号，我不是土匪了，我是抗日游击队，实际上还是按照过去的生活方式在生存。当时是遍地的司令，有的给八路军转化了，有的给国民党收编了，有的投靠了日本人，有的跳来跳去，有奶就是娘，今天是国民党，明天是共产党，后天又投靠日本人了。刚开始写的时候，我想写的是农村生活，是写高粱地，如果你从里边读出了江湖，那也是我迷迷糊糊，误入江湖。”10这里的“事实”和“偏差”恰恰构成了作品的张力，所谓的“误入江湖”在文学意义上恰恰是“歪打正着”。
《红高粱家族》中的抗日行动并非始自余占鳌，而是从刘罗汉开始的。罗汉大爷被日本兵和伪军抓民夫修路时遭遇凌辱和虐打，于是萌生逃跑的念头。本来顺利的行为却因为自己熟悉的骡子叫声而重新返回，又因为骡子的暴躁而怒铲骡腿。也就被日军重新抓获，进而当众惨遭剥皮。刘罗汉之死，成为余占鳌发动伏击战的导火索。又恰巧从冷支队处获得鬼子汽车路过此地的情报，所谓的“抗战”也就顺理成章。当冷支队前来联合或者说收编余司令而发生激烈对峙之时，爷爷的反应是：不管是不是土匪，“能打日本就是中国的大英雄”。奶奶的反应是：“买卖不成仁义在么，这不是动刀动枪的地方，有本事对着日本人使去。”继而以酒为誓，奶奶说：“这酒里有罗汉大叔的血，是男人就喝了。后日一起把鬼子打了，然后你们就鸡走鸡道，狗走狗道，井水不犯河水”。11尽管冷支队并未配合而致使余占鳌几近覆没，但不能否认后者的抗日行动正是源自自发的复仇动机和求生存的本能意识。
《红高粱家族》中的任副官虽着墨不多，但他教唱的“抗日”歌曲却异常响亮而绵延不绝：“高粱熟了，高粱红了，东洋鬼子来了，东洋鬼子来了。国破了，家亡了，同胞们快起来，拿起刀拿起枪，打鬼子保家乡……”12正因如此，不管面临什么情境，“抗日优先”都会成为共识。当豆官因恼羞成怒而开枪之时，余司令说：“好样的！枪子儿先向日本人身上打，打完日本人，谁要是再敢说要和你娘困觉，你就对着他的小肚子开枪。别打他的头，也别打他的胸。记住，打他的小肚子。”13当余占鳌因任副官的坚持而大义灭亲自己的叔叔之时，是为了“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而余大牙被执刑前仍然是高唱着任副官的抗日歌曲，任副官则明知余占鳌的愤怒却全然不顾地高唱着抗日歌曲而准备接受后者的报复。一担沉重的拤饼把奶奶的肩膀压出一道深深的紫印，也成为奶奶英勇抗日的光荣标志。当奶奶弥留之际想要见爷爷时，爷爷说的是先去“把那些狗娘养的杀光”，依然是“抗日优先”。此外还有王文义的“夫妻抗战”、方六的“兄弟抗战”、哑巴与刘大号的“特殊抗战”等等。当余占鳌因为伤亡惨重而向众乡亲跪地谢罪之时，那个黑脸白胡子老头高声叫道：“哭什么？这不是大胜仗吗？中国有四万万人，一个对一个，小日本弹丸之地，能有多少人跟咱对？豁出去一万万，对他个灭种灭族，我们还有三万万，这不是大胜仗吗？余司令，大胜仗啊！”14第页）这种并不少见的朴素言论，传达出的正是“群众抗战”的观念和现实。
对于莫言的“抗战”书写，批评者大多没有注意到其间并不回避的国民性的另一面的展示。在《红高粱家族》中，主要通过受到日军威逼而对罗汉大爷进行剥皮的孙五和带着日军轰炸村里草窨子的成麻子两个人物表现出来。他们的命运结局也是令人觉醒，孙五精神错乱，成麻子虽是战斗英雄却也上吊自杀。当日本人占据高密城时，成麻子的话是有代表性的，“你们怕什么？愁什么？谁当官咱也是为民。咱一不抗皇粮，二不抗国税，让躺着就躺着，让跪着就跪着，谁好意思治咱的罪？你说，谁好意思治咱的罪？”15如此原生态的“群众”心理或者说蒙昧状态的“群众”观念，也不能不说是“抗战”史的一个侧面。
二、讲述“情爱”和“情爱”的本能问题
《红高粱家族》除了呈现“爷爷”和“奶奶”的抗战事迹，还有对他们情爱故事的书写。奶奶由她的父亲作主，嫁给高密东北乡有名的财主单廷秀的独生子单扁郎，这是外曾祖父的荣耀。当时多少人都渴望着和单家攀亲，尽管风传单扁郎染着麻风病。奶奶幻想着自己的好日子，却也不再遵从古训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而是追寻着自己的理想爱情，继而和爷爷一道谱写了新的情爱故事。面对父亲的唯利是图、单家父子的无法接近和轿夫余占鳌的英武健壮，奶奶在三天的婚姻生活中便参透了人生禅机。“奶奶和爷爷在生机勃勃的高粱地里相亲相爱，两颗蔑视人间法规的不羁心灵，比他们彼此愉悦的肉体贴得还要紧。他们在高粱地里耕云播雨，为我们高密东北乡丰富多彩的历史上，抹了一道酥红。”16进而，在这样的爱情魔力和本能欲望的驱使下，爷爷对单氏父子痛下杀手。其实不管是爷爷还是奶奶，在共同面对情欲的层面都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原始力量，体现出本能性的意识和特征。即便是后来的爷爷与恋儿、奶奶与“黑眼”之间的关系，也是出于自然的情欲及其本能的相互报复。
《红高粱家族》不仅改变了此前的对于抗日战争的写法，更重要的是塑造了具有个性解放意识的女性形象，而这一形象又是在追求情爱的过程中逐渐树立起来的。奶奶对于因为贪图一头骡子而将自己许给单家的父亲满心仇恨，进而迈向朦胧的个体解放之路。在半路被余占鳌裹挟之时，奶奶神魂出舍，心头撞鹿，情欲迸裂，感觉到幸福的强烈震颤。当为队伍送饼而中弹之时，奶奶体验到了死亡的降临，发出充满个体生命意识的“天问”：“天赐我情人，天赐我儿子，天赐我财富，天赐我三十年红高粱般充实的生活。天，你既然给了我，就不要再收回，你宽恕了我吧，你放了我吧！天，你认为我有罪吗？……天，什么叫贞节？什么叫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过我，我只有按着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作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我该做的都做了，该干的都干了，我什么都不怕。但我不想死，我要活，我要多看几眼这个世界，我的天哪……”。17最后一丝与人世间的联系即将挣断，所有的忧虑、痛苦、紧张、沮丧都落入高粱地，而愈益有限的思维空间承载的则是满溢的快乐、宁静、温暖、舒适、和谐。奶奶心满意足地完成了自己的解放，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仿佛迅速地回顾了自己的一生，仿佛突然意识到自己的生命起点所伴随着的罪孽，否则又怎么会有其中的“罪”与“罚”这样本就稀缺的意识。
当然，伴随着爷爷奶奶们的情欲的高涨和身体的解放，也不可忽视其间的对于生命的任意剥夺和滥杀无辜。比如，在奶奶的花轿行走到蛤蟆坑时，路遇打劫者要求“留下买路钱”。奶奶的心情忧喜参半，本来嫁人就是连死都不怕的事，所以反而心平气和，甚至被劫走比继续前行更有人生的希望。当劫路人被余占鳌识破真相并被暴打之后，跪地磕头求饶，已经毫无威胁，事情本来就可以结束了，但接下来的场景足以让人震惊。余占鳌说：“劫路的都说家里有八十岁的老母。”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话？联系其家庭环境和成长经历便不难理解，因为余占鳌已经不会再有八十岁的老母，而且内心深处存在对母亲的刻骨怨恨，必然潜意识地反感甚至厌恶这样的说辞。于是，他退到一边，看着轿夫和吹鼓手，像狗群里的领袖看着群狗。
“轿夫吹鼓手们发声喊，一拥而上，围成一个圆圈，对准劫路人，花拳绣腿齐施展。起初还能听到劫路人尖利的哭叫声，一会儿就听不见了。奶奶站在路边，听着七零八落的打击肉体的沉闷声响，对着余占鳌顿眸一瞥，然后仰面看着天边的闪电，脸上凝固着的，仍然是那种粲然的、黄金一般高贵辉煌的笑容。
“一个吹鼓手挥动起大喇叭，在劫路者的当头心儿里猛劈了一下，喇叭的圆刃劈进颅骨里去，费了好大劲才拔出。劫路人肚子里咕噜一声响，痉挛的身体舒展开来，软软地躺在地上。一线红白相间的液体，从那道深刻的裂缝里慢慢地挤出来。
……
“奶奶撕下轿帘，塞到轿子角落里，她呼吸着自由的空气，看着余占鳌的宽肩细腰。他离着轿子那么近，奶奶只要一翘脚，就能踢到他青白色的结实头皮。
“……轿夫们飞马流星，轿子出奇的平稳，像浪尖上飞快滑动的小船。……18
在这里，轿夫和劫匪其实同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不仅没有任何的基本的同情和怜悯，反而充斥毫无底线的暴行。而且，轿夫和劫匪之间完全存在互相转换的可能。今天的轿夫或许就是明天的劫匪，今天的劫匪或许就是明天的轿夫。后续的余占鳌的所有行为不都有着明显的劫匪特性吗？同类间的残杀触目惊心，而且相当自然，正所谓“狗群”一般。在吹鼓手眼里，被打死了的只是一件东西，而且不禁打，殊不知大喇叭都已经被打瘪了，还有什么生命禁得住这样的虐杀呢。即便面对如此的血腥场面，好像也没有触动爷爷奶奶的任何一根神经，奶奶仍然表现出一种高贵的笑容，不但毫不影响爷爷奶奶之间的情欲萌动和继续互动以及调情，反而异常平静，甚至成为一个难得的契机。相对于余占鳌的冷漠与暴虐，戴凤莲表现出的则是默许和纵容。延伸开来，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余占鳌可以毫无顾忌地滥杀单家父子。这是一次成功的预演，只要被认为是“挡道者”，余占鳌都将格杀勿论，而从来不会考虑什么人性因素。或者说，这里已经为后续的爷爷奶奶的故事进展做好了准备。
爷爷奶奶在高粱地里的狂欢毕竟短暂，因为还要回到现实。“爷爷说：‘三天之后，你只管回来！’奶奶大惑不解地看着他。爷爷穿好衣。奶奶整好容。奶奶不知爷爷又把那柄小剑藏到什么地方去了。爷爷把奶奶送到路边，一闪身便无影无踪。三天后，小毛驴又把奶奶驮回来。一进村就听说，单家父子已经被人杀死，尸体横陈在村西头的湾子里。”19其实凭着奶奶的聪敏，完全心知肚明爷爷的意思。在这里，面对爷爷的明确暗示，奶奶不会意识不到结果，但是并没有作出任何阻止的举动，而是继续采取默许甚至纵容的态度，一任其后果的恶性发展。
对余占鳌而言，如果说一怒之下杀死与母亲有奸情的和尚还有着个人恩怨并以雪耻辱的因素，那么放火并杀死单家父子则纯粹是为着情欲的滥杀无辜，况且单家并非强娶而是明媒正娶，没有任何过错。杀死单扁郎后，余占鳌不后悔也不惊愕，只是感到恶心。他想起了六天前作为轿夫走进单家时的情景，单家的勤俭持家和积累财富，曾经瞬间激起余占鳌的杀人念头，当时就为自己的贫贱生活而愤懑了，而现在又为自己开脱辩解。“他想，积德行善往往不得好死，杀人放火反而升官发财。何况已经对那小女子许下了愿，何况已经杀掉了儿子，留着爹不杀，反而使这个爹看着儿子的尸体难过，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扳倒葫芦流光油，为那小女子开创一个新世界。”20于是重新抖擞精神，再次残忍杀死单廷秀，并把父子二人尸首抛到水湾，从容拐进高粱地。至此，余占鳌也就为自己的情欲铺平了道路。乃至后来直接对着酒篓子撒尿，即便无意中酿出了上等好酒，也不能够否认其中的丑行及其恶作性质。及至表演了烧酒作坊里最苦的活儿甚至提出技术革新之后，也就顺理成章地做了“主人”。“从此，爷爷和奶奶鸳鸯凤凰，相亲相爱。罗汉大爷和众伙计被我爷爷奶奶亦神亦鬼的举动给折磨得智力减退，心中虽有千般滋味却说不出个酸甜苦辣，肚里终有万种狐疑也弄不出个子丑寅卯。一个个毕恭毕敬地成了我爷爷手下的顺民。”21而这一切，又无一不是依靠野蛮和暴力进行征服的结果。在野蛮面前，文明没有任何力量可言，也没有任何理由可谈。其实，明知不得好死也要积德行善，即便为了升官发财也不能杀人放火，更不能为了开创一个新世界而斩尽杀绝，这是人之为人的基本底线和历史的应当起点。
显然，我们要充分重视余占鳌“抗战”的正义和惨烈，也要充分重视其追求情欲或者情爱的本能需要和野性方式，但同样不能忽略余占鳌们的非理性行为和疯狂杀戮及其人性之恶，如果是以“情爱”的名义则更为可怕。时至今日，对后者的清醒认识和反思，理应引起更加的重视。如果总是以前者而掩盖后者，则宁愿不要前者也要摒弃后者。这才是历史的进步和人性的发展。
三、表达“历史”和终极性的“历史观”问题
对《红高粱家族》而言，其关键主题除了“抗战”和“情爱”之外，特别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