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涉及到千千万万个知青，波及到千千万万个家庭。五十年过去了，恨耶，悔耶，痛耶，像打翻了五味瓶，甜酸苦辣咸痛彻心扉。至今想起，我仍心悸。我比一般知青更痛，因为我下过两次乡。
忍辱负重当农民
第一次下乡，年8月23日至年11月18日，父亲被遣返回原籍劳动改造，我被校工宣队勒令随父亲下乡接受贫下中农思想改造。
父亲解放前自己做生意，生产经营传统酿制酱油。由于讲质量，重信誉，生意红火，蒸蒸日上。在京南一带小有名气，店面字号京城进记酱油坊。解放后，环境安宁，人民安居乐业，酿制酱油销路大增，店里经营的毛利、净利水涨船高。那段时间是父亲一生中最值得自豪的。不曾想，年公私合营，私营企业都折成股份入到公家名下。不入不行，天天找你做工作。父亲解放前好歹读过高小（小学高年级），识文断字，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就合营了，将自己的企业归入北京市六必居酱菜厂，当了个小股东。由于他在私人企业主中间有些威信，被推选为宣武区工商联代表，时不时的去开个会。我长大了才明白，工商联其实就是资本家聚会议事的地方。想不到，就是当这个代表，开会发言惹了祸。
年夏，我老爸犯傻，在工商联会议上提了一条意见，“工作中厂方代表（指厂领导）要多听听资方代表的意见，资方代表都是摸爬滚打过来的，有经验。光讲进度，大干快上，不重视质量不行。”他还举例说明，腌酱萝卜只图快了不洗泥，丢了信誉。老爸不明白，总感觉自己是资方代表，多了不起似的，殊不知你资方代表算个啥，还真当回事似的。
年文革刚一开始，父亲在工作中得罪过的一个工人党员当了造反派头头，夺了厂领导的权，批斗走资派，紧跟着抓阶级敌人，第一个抓出老父亲。说老父亲“在反右斗争中为资本家摇旗呐喊，猖狂地向党进攻。”证据就是父亲在工商联会议上的发言。第二天抄家，抄出了压箱底的块银元。这下炸锅了，给父亲戴上了反动资本家的大帽子，天天批斗。批了将近两个月，造反派“左”的升级了，对“地富反坏右”要踏上一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统统赶到农村去劳动改造。
学生时期作者照片
那时我上的是北京市半工半读塑料工业学校，住校。知道父亲挨批挨斗，不敢回家，不愿意听工人阶级辱骂我“资本家的狗崽子”，也不知道父亲即将被遣返农村。8月22日星期一，早晨，复课闹革命的铃声刚刚响过，一工宣队员把我叫去办公室。工宣队长高金才，满脸麻子，见我进来了，阴沉着脸，丧门星似的宣布，“你父亲反动资本家，被无产阶级专政遣送回原籍劳动改造。你作为反动资本家子女，随同回农村接受贫下中农教育，改造思想。”我一听，脑袋嗡的一声，眼前一片漆黑，差点栽到，一手扶住旁边的桌子，撑着，身体直打晃。麻子队长心中不定怎么得意呢，厉声戾气，“回教室吧，接受同学们的帮助。”我还不满17岁，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怎么转眼间成了狗崽子了呢？家中落难，工宣队没半点同情心，连同子女统统赶到农村去，简直丧尽天良！
我推开教室门，愣了，教室已变成批判会场，课桌推向四周，同学们围成一圈，只等我到来。我战战兢兢地走进教室，班文革主任让我站中间。我怕极了，像狼群里的一只孱弱的羊，无助又无奈，惶恐又悲哀。会议开始。班文革主任照麻子队长的教唆又重复一遍，“何如超父亲是反动资本家，专政对象。何如超从小受剥削阶级思想影响，毒害深重。大家要给予帮助，让他提高认识，与家庭划清界限。”室内静的瘆人，没人吭气，空气凝固了一般。忽然，班文革某委员站起来指着我，“说，你爸是怎样剥削工人的？”又一个红卫兵站起来，“说，你爸是怎么向你灌输剥削阶级思想的？”我的天呢，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我什么也说不出。我默默无语，忍受着批判、训斥与责难，痛苦的泪水往肚子里咽。会后，我被工宣队责令打起铺盖卷滚回家。
第二天，在两个工人阶级造反派的押送下，我们一家除姐姐受工作单位新华社保护幸免于难，老少八口连滚带爬地被遣返回原籍河北省故城县青罕村。因家已被抄，除去随身衣物一无所有。老爸望着眼前的一切，几近绝望，几近崩溃，他要自杀，他要寻死。妈妈哭了，“你要死，我跟你一起死！可你死了，这几个孩子怎么办？他们还小，他们还要活呀！”父亲看着孩子们，妥协了。
工人造反派把我们一家押送到村革委会，做了交接后还不放心，又到了公社派出所落了农村户口才算完事。从那一刻起，我们全家由城市户口变成农村户口。我个人成分由学生变成农民，实实在在的被北京六必居酱菜厂的工人造反派和塑料学校工宣队踩在脚底下，堕入社会最底层。我恨他们，这一辈子都恨他们。社会上搞运动，任谁都左右不了，但他们整人的人品暴露出丑恶卑鄙的嘴脸，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
到了农村，成为农民，与农民在一起，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农民太苦了。住的都是土坯房，土炕、土灶、土墙，能踅摸一些报纸糊墙就算不错的了。穿的大多是粗布衣，自己纺线自己织，自己漂染自己做。我秀森妹妹在日后艰苦的日子里也跟妈妈学会了纺线织布。那时谁要穿件洋布（机织）衣服，那是有钱人家。吃的更差，糠菜半年粮。尤其那红高粱米，又硬又涩，煮不软嚼不烂，吃进胃里不消化。上级说高产，强迫农民种，连牛马都不吃。我家刚回农村，一粒粮食都没有，队里佘给二百斤红高粱，真是吃不下呀，小弟弟才五岁，每每吃饭哭鼻子。父母没辙，偷偷摸眼泪。
再看那周围环境，土路土房土扬场，到处都灰不溜秋的，到处都爆土扬烟。老乡们个个都灰头土脸。很快，我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我惊异地发现，他们对物质要求很低很低，只要能吃饱肚子就满足了，可这个最基本的生存要求还达不到，一年要有半年靠糠菜果腹。贫农国昌叔当过兵有见识，他跟我说，“什么时候瞎窝头（不掺野菜的玉米面窝头）管够，能吃上猪肉炖粉条大白馒头咱就共产主义了。”哎呦，这就是理想中的共产主义呀！农民就这么点要求，只要不饿死就土里刨食拼命干。
吃的最差的食物，穿的最次的粗布烂衫，干得是最繁重最原始的体力劳动，这就是中国农民。可我没听见他们叫过一次苦，发过一次牢骚，吃大苦流大汗，学大寨拼命干。我每天都被他们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精神感动着，自觉地融入到老乡们的队伍中。正赶上大秋，收老玉米。先钻进玉米地掰棒子，玉米叶剌胳膊，空气闷热，一会儿汗流浃背。第一次干这活，感觉很难受。可看老乡们噼里啪啦地掰着，我也不甘落后。掰完棒子往外背时，我平生第一次“扛大个”。背装满棒子的口袋，一袋少说五、六十斤，多说七、八十斤，由地里背到地头，都是男人干。我也是男人，凭什么落后呢，也学着同伴小乡亲，背起袋子跌跌撞撞地走。来来回回十来趟，背上咯的生疼，腰也疼。国昌叔过来亲切地对我说，“如超，以前没干过，别努过劲，伤着腰。少挣点工分没关系，来日方长。”我十分感激地表示感谢。我不为拿满工分，我想早日闯过劳动关，让贫下中农们说我好青年。
队里贫下中农的老乡们非常质朴善良，他们不看我们家什么成分，什么反动资本家，就看你干活是不是卖力，是不是实在。我爸也是干活卖力，绝不偷奸耍滑的人，乡亲们对他非常好，没有一点歧视，反而觉得是受难了。这也是有原因的。我爷爷在世时好善乐施，原来有祖爷爷留下的几十亩地，是富农。他干农活不行，又好接济有困难的乡亲，日子过不下去时就卖地，年复一年越卖越少，到土改时成了下中农。爷爷会一手绝活，针灸，祖传的，手到病除。乡亲谁有病，立马到位，义诊从不收费。所以老何家口碑极好，人缘极好，落难时就沾光了。我呢，秉承了家风，照样干活卖力，实实在在。乡亲们对我好，小伙伴们跟我都特近乎。
虽然乡亲们对我很好，可我心里清楚，我家成分不好，我必须好好表现，获得贫下中农信任和赞许，争取有出头之日。身为青年农民，又是家庭成分不好的农民，我不知前途在哪里，是不是这一辈子跟队里的老农民一样脸朝黄土背朝天，我不敢想。但我不甘心。当时我最大愿望是去村办小学当民办教师。因为我听还在上小学的妹妹说，她们老师连普通话都不会说，可能就是小学文化，但她们都是贫下中农子女。除去出身不好，我比他们都强呀，我要争取。所以我样样活都卖力，样样都要干得出色。很快我就得到乡亲们的认可，日工分由刚开始的5分长到8分，才一个月就跟队里小伙伴一样了。我真有一种成就感。
秋收后需平整土地，施肥，准备播种冬小麦。我主动要求跟贫协委员开印大爷的儿子章鹏掏粪积肥。这活又臭又脏又累，要挨家挨户进厕所，用粪勺将粪便掏出，倒进粪桶，待满后抬到粪场，摊开晾晒。还得根据粪便质量容量给户家记工分。这是肥料，生产队买不起化肥，指着它肥田呢。当然掏粪是要给户家报酬的。我俩干得特仔细，粪便的颜色，稀稠程度统统记录的一清二楚，记分公平公正。不仅如此，掏完粪便还把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粪坑沿收拾得整整齐齐。乡亲们收工回家一见，家家竖大拇指。他们称赞我，“如超这孩子真不容易，在城里那干过这活，如今干得这么好。”每当这时，我会说，“都是跟章鹏兄弟学的。”章鹏后来参军入伍，提干当了连长。转业后在县法院工作。几十年了，我们一直保持着热线联系。这是后话。
我在村里干的最累的活是去挖河。冬至过后进入11月份，按理是农闲季节，可那年头农业学大寨，搞农田基本建设，平整土地，开沟挖渠，一点闲不住。那一年上级忽然下通知，疏浚北运河，也就是挖河泥。任务派到各公社、各大队。青罕村大队分派在河北省与山东省交界的武城这一段，到那徒步要走六十余里。我们小队要派五个人，没人愿意去。我跟队长说，“我去吧。”“你行吗，可累得很。”队长并没有马上拍板。“我去吧，没事。”这样我就跟着去了，其余四个，两个党员两个团员。即便在农村，苦活累活还是党员上。我这个白丁为表现积极也踊跃争先了。
挖河工地真像战场，北运河两岸上万民工一字排开，人头攒动，红旗猎猎，你追我赶，热火朝天。现在回想起来仍不胜感慨，那时的人觉悟怎么那么高，没有工资，没有报酬，只是回队每天记10个工分，吃喝还是各队自己解决。呜呼，那惊天地泣鬼神气壮山河的壮举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五个人，其中俩人在河床上刨冻土、装车，一人推架子车，我和伙伴彦军一左一右拉车，把土拉到河堤上算完事。顾不得观看挖河工地的壮观场面，我们迅速投入紧张的劳作。我背起纤绳，埋头哈腰，玩命地拉起国昌叔力推的装土小车往堤坝上爬。坡很陡，约摸45度的样子，哈着腰，头几乎沾地，两脚蹬双腿躬，憋足力气往上爬，不一会儿汗流浃背，汗水像断了线的珍珠很快浸透了汗衫。小北风一吹，又凝结成斑斑汗渍。累极了！
民工们为了赶进度，早完工早回家，起早摸黑玩命干。每天启明星还在天上，工地上“嘿呀，呼呀”的吆喝声已人声鼎沸了，干到日上竿头吃早饭。休息会儿，接着干，一直干到天擦黑吃晚饭。住在窝棚里，根本没处洗澡，一身臭汗臭泥在身上糗着，那叫难受，也得受着，比劳改犯好不了哪去。第二天一骨碌爬起来，又“嘿呀，呼呀”干起来了。给我留下的最深的记忆是，那叫能吃。早晨我吃四个窝头，中午五个，晚上又四个。那窝头个很大，一斤蒸四个，硬是吃那么多，那胃好像无底洞。体力消耗过大，又没有油水，全仗着窝头撑着呢。
拼命干了12天，胜利竣工。工程指挥部下发劳动津贴，每人每天五角，合计六元。钱领到手里那叫高兴，有钱了！回家路过郑口镇，我买了二斤烂带鱼，四个馒头，高高兴兴回家了。老娘高兴得不得了，全家改善伙食了！剩下的钱都交给了母亲，有买盐打酱油的钱了。为家里做了点贡献，很高兴。
从挖河工地回家没几天，接到同学好友朱春生的来信，告诉我：中央下文件，要求各级组织落实党的阶级教育政策，把地富反坏右分子与其子女区分开来，不能搞一刀切。塑料学校上级主管部门北京市二轻局要求校方把赶到农村去的学生叫回来，参加学校的运动，复课闹革命。我喜出望外，马上收拾行李，连夜向根润队长、国昌大叔、贫协委员开印大爷告别。他们都舍不得我走，夸我是好青年，好苗子，在咱们农村会有出息。开印大爷特意告诉我，已经跟贫协说过了，你有文化，下一步让你去村办小学当老师。瞬间一股暖流传遍我全身，我意识到，如果我回不了城，在农村我也能混出个模样的。我跟大爷大叔说，“在城里混不下去，我再回来。谢谢您们！”
我在城里被叫作“狗崽子”，在村里却受到贫下中农的肯定，内心十分激动。这三个月我没白呆，它使我看到了农村最真实的一面，使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使我看到了生的希望。
被逼无奈到农场
第二次下乡，年6月17日至年5月15日，上山下乡到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接受再教育。再次下乡我是被逼无奈才去的。并非积极响应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热血沸腾地奔赴农村的广阔天地。因为我已领教了农村的艰苦，我不愿意去。
年11月我重返塑料学校后，处处小心谨慎，积极参加各项革命活动，比如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半夜三更上大街游行庆祝；批判中国最大的走资派等等。对占领学校的工人阶级宣传队更是尊重有加，见了麻子队长躲得远远的，生怕招惹了他们，
战战兢兢地度过了三年难熬的时光。
好不容易熬到年，四年制学业该毕业了。毕业分配对口单位都应该是北京市塑料工业系统各工厂。北京市半工半读塑料工业学校，办学宗旨就是为塑料企业培养专业工人或专业技术人员。天天盼，月月盼，谁料想风云突变。工宣队忽然宣布，要积极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开大会动员，自愿报名，组织决定。结果没一人报名。后来我全明白了，这是工宣队耍的花招，动员是假，下乡名单“组织”早已内定，全校24人，统统地富反坏右出身的学生。原本市二轻局不同意塑校学生上山下乡，工厂需要这批学生充实生产一线。可工宣队打着响应毛主席号召的旗号坚持要送一小部分学生到农村去，局里没辙，就勉强同意了。这小部分名额就落到我等身上。就凭这阴险的作法，足以暴露工宣队领导晦暗的心理和卑鄙的嘴脸，以及他们的“无产阶级感情。”我恨透了他们！
为逃避上山下乡，我逃到表姑家躲了起来，不住校了。从年秋一直躲到年夏。同学们都毕业分配到各塑料厂上班了，我还在躲避追寻。忽一天，不知道工宣队采用什么手段寻到我的住处，麻子队长高金才到我表姑家登门“动员。”什么叫在劫难逃呀，面对瘟神一样的高麻子，我几乎崩溃了！不把我赶到农村去，他死不甘心呀！我跟你高麻子有什么深仇大恨呀？如此恶毒！
本来就是寄居在表姑家，弄得工宣队麻子队长天天登门算怎么回事，明摆着给表姑添乱呀！万般无奈，我走吧！我体弱怕冷，就去西双版纳吧。凄凄惨惨，如丧家之犬，我被工宣队再次赶去农村。他们得意了，我落魄了。于是我随大批北京知青奔赴遥远偏僻的西双版纳橄榄坝。但凡有一丝生路，做鬼我都不会再次下乡的。
刚到农场时分配在二分场八队。八队是为安置知青新建的生产队，条件极其艰苦，坐落在三乡往东12里的一个山坳里。生产队除了四栋茅草房，什么也没有，四周围绕着原始森林和长满荒草灌木的荒山。生产队的任务很明确，开荒、斩岜、拓台地、挖穴、种橡胶树，样样活计都是繁重的重体力劳动。但我不怕苦，农场再苦也比农村强。每月有28元工资，有40斤大米，比农民吃糠咽菜还要饿肚皮强多了。所以，我样样活计都干在前头，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斩岜，平均每人斩二分地，我斩半亩。开带挖穴男生开8米2穴，我16米4穴。不是我力气大，是拼命干，把别人的休息时间都用上了。我就是要好好表现，让队长看，我是个可教育好的子女。
有一天上午，我们正在挖穴，山下来了一队小学生，在一位女老师的带领下帮工来了。他们在山坡上捡拾零散的枯枝藤蔓，收集到一起，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中午时，队长非常热情地表示感谢。我看在眼里，羡慕至极。问一个老职工，那老师是那来的。告诉我是早几年来的昆明支边青年。我心里一动，我要是能当老师就好了。这是我第二次萌生当老师的想法，第一次是在河北原籍故城县青罕村当农民时。
当老师，成为我奋斗的目标。我干劳动更卖力了。有一次斩岜，曾凡祥队长与我比邻。我干得大汗淋漓，红头胀脸，休息时队长跟我说，“小何，你干劳动真卖力，有什么想法吗？”我回答，“认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争取做一个合格的农垦职工。我是中专生，我表现好了，希望能当一名教师，发挥我的光和热。”队长看着我，十分认真地说，“农场需要人才，好好干吧，会有用武之地的。”
我努力表现自己，除去劳动，凡能显现文化水平的场合绝不落空。晚饭后，生产队空场上两盏马灯高高挂起，小蠓虫围着灯光乎乎地转，“批林批孔”大会开始。老职工觉悟高涨，义愤填膺，撸胳膊卷袖子，高喊口号式的发言，表达对孔老二的愤恨。轮到知青上台，都是老初一的学生，没啥水平，只会低头念稿，也不知道写的啥。我有意识最后登台，一开口嗓音洪亮，不打呗不打磕，镇住全场。发言内容论点论据论证逻辑严谨，层次分明。再加上声情并茂，抑扬顿挫，一下抓住全场的注意力。待发言完毕，掌声四起。
当年9月份，队长交给我一个任务，让我跟同队的老职工曾庆友同吃同做同劳动，留心记录他的先进事迹，年底之前写成文字材料上报。队长特意告诉我，庆友是文盲，觉悟非常高，任劳任怨，埋头苦干，遗憾没有宣传出去。我们一定要大力宣传他，号召大家向他学习。我马上表态，保证完成任务。
经过三个月的努力，12月底我写出一篇报告文学作品《苦干实干拼命干胸怀祖国意志坚－－记曾庆友先进事迹二、三事》。此文一炮打响，曾庆友先进事迹广为传播，得到农场广大职工和各级领导的认可。庆友依次被评为二分场劳动模范、橄榄坝农场劳动模范、景洪分局劳动模范，直至云南省劳动模范。曾庆友获得了他应得的荣誉（我在《知青情缘》上发表的《为了久远的记忆》中详细记录了庆友的先进事迹），我也实现了自己的理想，调二分场小学校当了一名梦寐以求的教师。
我能说能写，有较强的语文功底，被领导看中。劳模会议一结束，分场杨学芳教导员把我叫去找我谈话，那一幕我至今不忘。杨教导员开门见山地宣布，“场领导认为你文学水平很高，决定调你到二分场小学校任初中班语文教师。”我虽日夜盼望能当上教师，可喜讯临头还是受宠若惊。我没有感谢领导，而是脱口说出一句令人匪夷所思的话，“我出身不好，教语文，万一讲错话会不会说我反革命？”杨教导员被我的表态弄懵了，楞了一下，回答，“你是个好青年，相信你不会讲错的。大胆地去上课吧！”
从此，我走上了教育工作岗位，一干九年半，直到回城。我是同期下乡知青中只在生产队干了半年，就当上了老师的人，我很自豪。
我没资格叫苦
按理说当了老师，工作生活条件比生产队好多了，我的日子应该逐渐好转，事实是我更累了。我有个毛病，好强，干什么都要做到最好。上级领导让我当语文老师，我觉得这是对我接受再教育和驾驭文字能力的肯定。我下决心教好书，当一名合格的教育工作者。每讲解一篇新课文之前，我都要认真备课，一个字词一个标点都不放过。我把整篇课文都背下来，熟记在心。上课时课本摆在讲台上不带翻的，讲到第几行第几段，我倒背如流，指示学生们在书上划重点，学生们佩服得不得了。我怎么要求怎么是，学生十分听话，教学秩序堪称全校第一。
我名义上教的是初中班，可一接手初中一年级这个班，头马上大了。全班四十个学生，交上来的作文，有三分之二的人错字连篇，语句不通，基础语文连小学四年级都达不到。原来教他们小学的的老师是从湖南支边的农工中抽上来的，他们本身小学就没毕业，普通话都不会说，能教出什么学生？我心里那个急呀，怎么办？再难也得上！于是，我正课时间上初中的语文课，课余时间给学生们补习小学的基础。从字、词、词组、句子、句子成分补起，渐渐地补到单句、复句，把句子写通顺。下了课就是补课，我几乎没有闲时候。
为了有针对性地训练学生的语文基础，每一篇作文我都逐字逐句地认真批改，甚至从头改到尾。这样做非常耗费时间和精力，改一篇要用去半个小时。我经常要改到深夜。下午放学后我留下有关学生到办公室，一点一点的耐心讲解，直到讲透，讲明白。实在太累了！跟在生产队受累不一个劲，是身心疲惫。不到一个学期，我就患上了十二指肠溃疡。
功夫不负苦心人。我的辛苦、心血没有白费，一学期过后学生们的语文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病句渐渐少了，语义能够表达清楚了。一个初中班，我连续教了三年，眼看着他们长大了，进步了。学生们感谢老师，邀请我去他们家作客。学生家长感谢我，家里杀鸡、杀狗请我去吃肉喝酒。我感觉，山区坝子里的老职工对老师简直太好了，口口声声“老师老师”地叫着，口口声声“老师教给了伢子文化”。我偶尔跑上十里八里去家访，家长死活都要热情招待我，哪怕我吃过饭，也要再给我煮两个荷包蛋。我只有更加努力教课，回报家长们的厚爱。
第一届初中生毕业了，我又接过一个班，一晃又是三年。期间我的教学态度、教学质量获得普遍赞扬。农场宣教科科长罗均先听说后特意过来考察，亲自听课，给予充分肯定。适逢农场组建中学校，招收首届高中生，师资缺乏，尤其缺乏语文教师，罗科长推荐并调我到高中任教。这下我压力更大了。我相当于高中文化水平，教初中已属高配，教高中整个没资格。只不过农场实在找不出合适师资，拿我滥竽充数了。我硬着头皮上。我的工作就更辛苦了。
不仅教书要拿出十倍的努力，我还兼任班主任。橄榄坝方圆百里，仅此一所中学，学生们从十里八乡赶来上学，全体住校。我是既当老师又当家长，从早晨起床到晚上就寝，全天候教书育人。十二指肠溃疡愈发严重，累得我快吐血了。但是我的课程受到学生们的热烈欢迎。直到四十年后，当了昆明师范学院教授的曾新来同学见我面时还说，“谢谢老师！您给我们讲解的《哥德巴赫猜想》中的陈景润，一直鼓励着我攀登数学高峰，我才取得今天的成就。”考入昆明音乐学院成为歌唱家的向新南也感激地对我说，“感谢何老师！没有高中知识垫底，我是无法考进音乐殿堂的。”我教的40个高中学生中有7个考上了大学，这在版纳偏僻的坝子里属于很高的升学率了。我十分骄傲！
学生们在进步，我打心眼里高兴。可我的身体每况愈下，十二指肠溃疡折磨得我经常半夜疼得冷汗淋漓，万般无奈去敲卫生所潘医生的门，打一针阿托品止痛。第二天照常上课。那段时间没少麻烦潘医生夫妇，我一直记着他们的恩德。若干年后他们来京旅游，我热情接待。出差去昆明一定去看望老人家。
溃疡病三分治七分养，需要有规律的生活，需要营养。可我做不到。教书是我的事业，如同阳光空气，须臾都不可离开；如同我生命的一部分，我百分百地投入和付出。营养我根本不敢想。我的每一分钱都要当作二分花。我的父母弟妹都在农村，他们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比我苦上十倍、二十倍呀！我是家中长子，怎能放下他们不管，大逆不道呀！
父亲母亲加妹妹弟弟一家七口人，日子过得没法活。原在北京读初中的大妹秀贞、二妹秀兰毅然放弃学业去生产队挣工分；三妹秀森才12岁，她特懂事，又心灵手巧，也放弃学业到大队副业组缝皮活，为家挣工分。四个劳动力苦熬苦挣，到年底刨去口粮还欠队里一百元二十元。这天底下还有说理的地方吗?父母无奈，将才21周岁的大妹秀贞远嫁到天津郊区的武清大刘庄，那里富裕能吃饱饭。出嫁时没有陪嫁，用男家送的彩礼钱买了两床炕被，两身衣裳就算打发了。多少年后，老爸老妈想起就难受，感觉对不起闺女。我家过的什么日子呀？日日受煎熬。我是长子，我是哥哥，我不能不管。
刚到农场时月薪28元，交8元伙食费，我每月给家里寄10元，还剩10元。2元零用，买牙膏、肥皂等日用品。攒下8元探亲用。其他知青探亲，回家吃住不用花钱，回来时家里再给买些吃的用的。而我一切自理，还得给弟妹们买点吃的用的。因为他们盼着在外挣钱的哥哥回家改善伙食呢。年暑假，我第一次探亲。看见母亲面黄肌瘦，枯黄的手青筋暴露，走路晃晃悠悠，心里难受极了。一家人吃糠咽菜，省下瞎窝头给我吃，我真吃不下。养了两只鸡，下的蛋舍不得吃，拿到集市上卖掉换回几个钱，买油盐酱醋。他们太苦了，比我苦得多的多。我有白米饭吃，我挣着钱，享福了。所以在家，我在版纳如何如何艰苦，我一个字都不敢说。在父母面前，在弟妹面前，我没资格叫苦。我的苦自己往肚子里咽。
两年后我转为正式教师，工资涨了，每月开始给家里寄15元。这15元顶了大用了。有一年快过年了，家里一分钱都没有了，母亲夜里做梦儿子寄钱来了。第二天一大早邮递员上门，“汇款到了。”老母亲那叫高兴呀，15元，15元呢！全家买油买肉买菜，包了饺子过了年。乡亲们羡慕，何家儿子在外挣钱，日子好过呀！殊不知，那是我的血我的泪。
在橄榄坝呆了十年，我没买过一个香蕉、一个菠萝、一个鸡蛋。胃病发作也舍不得买一碗米线。繁重的工作，艰苦的生活，患病的身躯，整得我瘦弱不堪，病病殃殃，一米六七的个子，体重92斤。但我从未影响教学。我爱我的学生，爱我的事业。
原以为这辈子就扎根橄榄坝了，跳出橄榄坝都不敢想。年恢复高考，我认不清形势，没敢报名。一看是真的自愿报名择优录取，年我报名参考，以四门功课分的成绩考入云南大学历史系，带薪读书。当年11月知青大返城浪潮汹涌，回京的机会来了，我毅然退学以知青病退为由回到了魂牵梦绕的北京。
北京，阔别十年，我终于回来了！
结尾的话
我父亲于年平反，重回六必居酱菜厂工作。退休后返聘技术顾问一直干到70岁。母亲小弟三妹四妹随同返京。大妹二妹在农村也按知青待遇安排了工作。孩子们大学毕业都在北京上班。退休后户口又迁回北京，颐养天年了。我年5月回京后考试进了建行，在职又考入人民大学函授学院，获得大学学历。工作中获得高级经济技术职称。年9月在金融高管位置上退休。
塑校那个耀武扬威的工宣队队长高金才，文革结束后重回塑料三厂当工人，一官半职也没捞到。估计是心情愤懑，郁郁寡欢，没几年得病死了。
回顾70余年走过的路，我未因虚度年华而后悔，未因碌碌无为而羞愧。我努力了，我奋斗了。如今我教育儿子，条件好了，依然要奋斗，努力奋斗。做一个正直的人，善良的人，一个好人。
作者简介：何如超年6月赴西双版纳橄榄农场工作。先在二分场八队劳动，后调至农场二分场小学校、农场中学校任语文教师。年5月回京。年9月至年12月先后在建设银行北京分行西四支行、海淀支行、前门支行任职。年1月至年9月调至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总部北京审计部、资本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任职。年9月退休。
来源：知青情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