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泛发型白癜风 https://m-mip.39.net/baidianfeng/mipso_4769988.html 《红高粱》是莫言最负盛名的小说，作品讲述了抗日战争期间，“我”的祖先在高密东北乡轰轰烈烈、英勇悲壮的人生故事。作品在一个宏大的主题下叙述了“我爷爷”和“我奶奶”惊世骇俗的爱情传奇。主人公余占鳌是个热血男儿，正义又野蛮。他杀死了与自己守寡多年的母亲发生关系的和尚；他霸占了后来成了他妻子的戴凤莲；他将曾非礼过妻子的土匪花脖子一伙一网打尽；他为了还一个村姑的清白，将酒后施奸的亲叔枪毙；他为了民族大义，毅然抗日，最终全军覆没。正是这种对带着原始野性、质朴强悍的生命力的赞美，使这个抗日故事获得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红高粱》生命意识表达的另一面，是用冷静乃至审慎的态度来描绘生命的痛苦与毁灭——比如刘罗汉被割下耳朵和生殖器、被活活剥了皮，戴凤莲让余占鳌和冷支队长喝下掺了罗汉大爷鲜血的酒，队员们种种惨烈的死亡等等，使小说呈现出新奇、残酷的美。而且小说对于强悍的生命力和自由奔放的生命形式的肯定，有时甚至超越了一般的伦理评价。
小说最让人感觉奇特的莫过于莫言语言的感官化表达，它使存在于高密东北乡的一切习以为常的事物变成了强烈的审美体验：金色的太阳“齿轮般旋转”；“残缺的杏黄色阳光，从浓云中，嘶叫着射向道路”；被割下的耳朵“在瓷盘里活泼地跳动，打击得瓷盘叮咚叮咚响”，“高粱的奇谲瑰丽，奇形怪状，它们呻吟着，扭曲着，呼号着，缠绕着，时而像魔鬼，时而像亲人……”。
初见小说《红高粱》就像初尝高密老酒“三十里红”时的瞠目咂舌：野蛮、霸道、神秘、魔幻，是一缸原汁原味的民间烈酒，蕴含着原始的暴力和诗意，充溢着原初的生命力。
年，张艺谋导演、改编的《红高粱》以其浓墨重彩、豪放野性的风格为当时的寻根文化抹上了大红一笔。一时间大街小巷充斥着“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的嘶吼。同年，电影《红高粱》获得第38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
首先这是一次忠实于原作的改编。张艺谋说，看了莫言的小说以后，觉着小说里的这片高粱地，这些男人女人，豪爽开朗，旷达豁然，随心所欲地透出做人的自在和欢乐。这首先在直觉上把握住了莫言小说的精髓，使自己和原作的艺术感觉产生了共振。因此《红高粱》在精神气质上和电影形态上，创造出了一种地地道道的莫言气质和张艺谋风格。
影片从原作中的意识流叙述中提炼出了一条完整的故事线，“我奶奶”与“我爷爷”共同酿就了高粱酒，并成就了一段抗日传奇。影片《红高粱》描写了一群“敢爱敢恨敢生敢死”的人，创造了一个理想的精神世界。影片最后，这些普通老百姓与日本鬼子的拼搏，也不是一般的复仇，而是“体现了生命本身不屈的精神。”
张艺谋以酣畅淋漓的电影视听语言还原了莫言小说极为感官化的语言风格。“颠轿”段落，黄土高坡上，黄沙漫天，几个轿夫连唱带跳，带起了滚滚尘土。轿夫们在荒无人烟的旷野中，自颠、自唱、自乐，使一种民俗成为快乐、诙谐的生命舞蹈。影片最后血红的太阳、血红的天空、血红的高粱漫天飞舞中，豆官儿‘娘，娘，上西南”的喊声随风飘洒，再伴以升腾而起的高昂激越的唢呐齐奏，使影片的生命主题得到最高升华。
“野合”是《红高粱》中又一精彩的乐章。画面是一个俯拍的全景镜头：身着红衣的“我奶奶”仰面躺在倒伏的高粱所铺成的绿色圆形圣坛上，古铜色的“我爷爷”在她面前双膝跪下。这场戏的第一表现层次是音响音乐，心跳似的鼓声好象敲打在人们的心上，拔地而起的唢呐声好似发自内心的呐喊；第二表现层次是在风中狂舞的高粱画面，人化了的自然，充分体现出爱的热烈和生命的辉煌。
张艺谋在色彩的运用上表现出浓厚的浪漫写意特点。整部电影似乎只由黄色和红色组成，而红色则更加出彩，除了比人高的“红”高粱，还有“我奶奶”的红盖头、红轿子、红鞋子，窗上的红窗花，碗里的血红的高粱酒，红彤彤的炉火，还有最后日食时那彻底变成红色的世界。张艺谋用泼墨式的影像风格，表现出了中国民间勃勃的生命力，及其张扬的精神状态，不扭曲、无拘无束、坦坦荡荡的生命观，简直就是一场对生命的礼赞。
可以说，电影《红高粱》从原汁原味的高粱烈酒变成了一缸酣畅淋漓浪漫写意的生命之酒，表达着自然生命的热烈、自由和痛快。
这缸酒从年酿成之日起，经过了近三十年的历练之后，再次焕发了它的生命力，迎来了电视剧的改编和热播。此时的《红高粱》无论是原著小说还是电影都已经成了经典之作。经典作品的改编大抵都是出力不讨好的，然而电视连续剧《红高粱》的创作者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在吃透原著的基本情节、氛围、故事主调情况下，以电视连续剧的方式进行创造性地改编，使一缸燃烧着浪漫传奇的烈酒又变成了一罐入口醇厚、众人皆宜的家常酒，走入寻常百姓家，变成了一个既符合主旋律要求又符合大众口味的现实主义抗日传奇剧。
电视剧把故事拉长到了60集，并重新构思，调整叙事结构，为观众呈现出了无比清晰的线性故事，以九儿与余占鳌的爱恨情仇为主线，增加和扩展与他们相关的人物，以人物之间的种种外部冲突与情感冲突构成层次分明的情节链条，迎合了大众对传奇故事的消费需求，非常符合电视剧观众的口味。
与原著相比，剧版围绕着九儿增加了新的人物，为制造戏剧冲突、增加故事的波澜曲折提供了方便。比如大嫂淑娴的设置，她对封建纲常伦理制度的坚守，正好与九儿对待爱情的张扬和放纵形成了反差。两人在单家大院的明争暗斗，成为电视剧发展的主线之一。而有志青年俊杰的设定，使九儿和余占鳌之间的感情线也多了三角恋的意味，两个男人之间的争风吃醋，从对立到联合抗日的转变，成为扩展电视剧容量的一个当之无愧的理由。同时，朱豪三（原著对应人物为曹梦九）这一角色也得到了充分表现，其三言二拍式的断案风格、亦正亦邪的多变性格，也成为剧作的一大亮点。他与余占鳌、九儿、土匪、俊杰，与日本人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又构成了一个扩容点。加之妯娌斗、三角恋、官匪抗日等元素，迎合了普通观众对于高浓度情节的需要，也是观众的观剧兴趣点。
人物形象塑造上，原著中集霸气匪气于一身的血性男儿余占鳌既无畏又睿智，蔑视一切非人性的社会法则。而电视剧版的余占鳌要强调的恰恰是他粗犷豪气之下所代表的民间伦理与道义，比如单家父子被土匪花脖子所杀而余占鳌被冤，余对死去的兄弟之母的孝顺赡养，余与恋儿的关系是与九儿的斗气而非喜新厌旧，等等情节都符合主旋律对一个草莽英雄转变为一个抗日英雄的道德要求，也符合一般大众的道德诉求。
原著中，“我奶奶”九儿丰满秀丽，青春韶华的欲望是最为显著的标签。剧版中，观众却很难在灵气逼人的“迅哥”眼中看到“欲望”二字，更多的是一种叛逆和倔强，而九儿对余占鳌所有的不满都源于他满足于做匪、不肯走正道。最后那场戏，九儿更是将日本鬼子引进了高粱地，点燃高粱酒“三十里红”，与敌人同归于尽，将自己的生命融入到了这片永远张扬着生命力的红高粱里。
虽然包括九儿在内的正面人物在自己的生存受到最大威胁的情况下，不得已做出了很多带有某种阴暗和险恶的事情，但是最后关头，他们总是幡然悔悟，完成自己人性的救赎。所以整部作品仍旧有莫言作品的精气神，它把民间血性、激情、自由自在、坦荡无畏的生命形态归拢到了传统道德伦理保家卫国的主旋律的旗帜下，成就了一部国难当头大义凛然，从保家到卫国的民间英雄精神成长的历史传奇。
既符合艺术，又符合老百姓的心理需求，同时又符合主旋律的要求，这是评价一部电视连续剧成功与否的标尺。《纽约时报》评论说：“通过《红高粱》，莫言把他的‘高密东北乡’安放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我们也可以说，通过电视连续剧，莫言让更多的普通大众了解了《红高粱》，把他的“高密东北乡”重新安放回了中国民间的大地上。值班编辑夏军军青岛大学报喜欢这篇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