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死君：第三届平遥国际电影展的第一波真正的高潮，无疑是张艺谋导演的大师班“为了电影的每一秒”。当天，有将近名观众挤进“站台”露天剧场，座无虚席。
在这场干货满满的大师班上，张艺谋坦诚而幽默地分享了自己多年来的从影经历，回顾了当年执导《大红灯笼高高挂》《红高粱》《秋菊打官司》《代号美洲豹》等电影的幕后故事。在此，我们特别为大家送上这场大师班的现场全记录。
张艺谋大师班
为了电影的每一秒
贾樟柯：谢谢大家，再次感谢大家来到平遥国际电影展，今天是第三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开幕以来的第一场大师班，张艺谋导演为我们起了个题目叫“为了电影的每一秒”。接下来我们会跟张艺谋导演来谈谈他的创作，同时也会开放一些问题给大家。
昨天就是在这个“站台”剧场，张艺谋导演获得了平遥国际电影展的东西方交流成就奖。在颁奖的时候有一条回顾张导创作经历的短片，里面有两部电影非常打动我，因为它们跟山西都有关系。一部是张导在八十年代主演的影片，叫做《老井》，是在咱们山西拍摄的。影片中有个场面，我觉得是中国电影史上最迷人的一个场面，张导扮演的孙旺泉，这个人背着石板在山路上行走，这几乎成了中国银幕的一个隐喻，就是中国艺术家，我们每个人都在往前走，都是在负重前行。
这是非常感人的一幕，这一幕就像个经典的代表性符号。张导从八十年代开始电影工作，从摄影师到演员，再到导演，后来到编剧、制片人，这样一个长达三十多年的创作履历里一直在坚持着艺术理想，在不同的创作阶段尝试着新的可能性，给中国电影带来崭新的局面。
另外一部，就是在离咱们平遥不足四十分钟车程的乔家大院拍摄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我是在中学时候看的，也包括导演的处女作《红高粱》，当时给全国的不仅艺术爱好者，更给全国人民带来一种兴奋，那样一种自由的狂放的创作激情，都投注在这些影片里面。
张导在乔家大院拍《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时候，我已经变成文艺青年，想当一位导演了。那时我看到电影之后非常惊讶的是什么呢，因为那个空间我非常熟悉，我们山西到处是大院，但我从来没有想到它可以在视觉上呈现得这么美，同时也没有想到，在这个深宅大院里竟可以写出这么动人的人性故事。
这一部一部的电影，一帧一帧的画面，都成为中国电影史、世界电影史最珍贵的财富。张导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今天我的话题是想追溯几十年前，就是张导还是文艺青年的时候，在那个时代里你是如何从喜欢美术摄影，一步一步聚焦到电影领域的？当时有什么样的一些电影，或者说文学作品，或者你自己想表达的经历，促使你在大龄考入了北京电影学院呢？
张艺谋：其实每个人的人生经历都不一样，我们这一代人那时候谈不上有特别长远的理想，像爱画画、爱照相都是业余爱好，那时候在工厂也没有事情可做，就自己去尝试爱好这些东西。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目标，很纯粹的爱好，好像只是为了不要让自己觉着过得很无聊而已。
后来之所以改变命运，还是因为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终于结束了那个年代，改革开放了，大学恢复了高考。那时候我已经28岁，既然有机会那就拼命争取吧，当然我那故事说起话长，大家也都知道，就是拼命争取，上了电影学院摄影系。
这是改变命运的第一步吧，当时也没有觉得对自己有如此重要的意义，也没有那么想。我们那个年代，就是突然可以上大学啦，什么大学都可以，只要能上。因为我已经超龄，当年想上美院，但是素描画得不够好；想上体院，没有专项也不行。
总之，那时候是能上大学就行。我在工厂里干了七年，就希望上大学能改变命运，真的就只是改变命运。
就这样我上了北京电影学院，因为也是凭着自己一技之长，再加上一个复杂的机遇，总之就上了。其实这一步对我来说，如今再回想起来，我今天坐在这跟贾樟柯一块儿跟大家谈，我看名字叫什么大师班，其实当时要没有上大学哪有今天，你不可预知一个人的人生变化。
相比起来，贾樟柯上电影学院的时候已经有了心中的梦想，你是要拍电影，我可不是，我那时候反正是有个大学让我上，我就不当工人了。我是学电影后，被电影深深地吸引，才有了干电影的想法，对我来说未来就是干这个工作了。
但是电影就是有魔法的，我相信我们今天在座的这么多人，我听刚才他们告诉我说，凌晨就有人来排队，很感动，这么多年轻人。我相信你们也都是被电影这个魔法所吸引吧，大家爱电影，所以我们就投身于它的事业当中，变成了电影人。
因为青年时候的经历，我们这代人总是觉得不要虚度光阴，所以我就成了一个我感觉是中国电影最忙的一个导演，几乎每年都想拍新电影，如果每一年没有一个新的电影项目在运作，就觉得很虚度自己。还有些其他的事情，比如一些大型活动或者舞台剧，都是人家找我做的不同的项目，我都尽量抽时间。
所幸就是，我身体比较好，没什么大毛病；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拍电影。我愿意把不同的故事讲出来给大家听，不同的叙述，不同时期的不同表达。
但我知道，我今天还是会不断地像年轻人一样，说我下一部电影是不是能够更好，我是不是可以拍一部更好的电影，因为你越来越觉得，好电影在你心目中是非常神圣的一个词，你心目中的那一个标准，其实很难达到。
拍电影越多，反而觉得好电影越来越难拍，电影容易拍，好电影很难拍。在每个人心目中好电影的标准不同，所以总是用那个最高的标准，总是横向、竖向来进行对比，来找自己的缺点，总是希望能前进，能学习，这也是我现在的心态。
所以就马不停蹄吧，希望有不断的变化和进步，我也很愿意尝试不同风格的作品，跟不同的团队合作。总之，电影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了，我常常开玩笑自嘲说，像我们这些人啥也干不了，就拍电影。但其实也是你内心有一种精神和强大的声音一直在促使你去做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是一味简单的为稻粮谋，也不是简单追逐一些名利，就是喜欢。
所以很多次我在拍摄现场，很多来看我们拍电影的人，尤其那些第一次来看的人，看了两天以后总是发出这样的感叹，你做这事干啥呀，太难了。可能每一个导演的现场都是这样子，但每个导演心中总是有一团燃烧的火。其实很多电影拍出来根本无人问津，一日游、两日游都达不到，很多年轻导演不断地遭受挫折，但是你看他心中那团火不会熄灭。这就是电影。
贾樟柯：对，我也是因为电影的这团火，就把自己的眼睛弄得怕光了，所以老戴个墨镜。
话题回到张导的处女作《红高粱》，因为我觉得他们那一代电影工作者有个很强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处女作起点很高。无论是张导作为摄影师的长片处女作《黄土地》，还是他作为导演拍的《红高粱》，都呈现了几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一个就是艺术上极度的创新，对于当时中国电影的情况而言非常超前。
另外一个就是艺术上相对成熟，就是他有年轻导演拍第一部电影时的那种激情，但是他的艺术手法、他的处理，包括他的技术，非常完善、非常成熟。我就想，你们在拍处女作前后，特别是在大学阶段是什么样的情况？为何能如此出手不凡？
张艺谋：那时的电影学院其实不像今天有那么系统的教育，老师也都是刚刚才重新捡起教鞭，重新来上课，所以那四年都是在恢复当中。我自己觉得更要紧的是社会，那时候的中国社会处在一个巨大的变革和开放中，所以是整个社会的原因。当然也学到了一些基础的东西，老师引进门的一些基础知识。
处女作，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就是刚才贾樟柯说的，我们呈现了某种成熟感。一方面，我觉得是所处的时代，我们那个时代是百废待兴，全国人民都非常关心文化，都进行民族、历史的反思，是一个非常可爱的时代。所以那时候有大量的文学作品，以及其他社会上的方方面面，美术、诗歌，所有这些东西带给你很大的一个环境，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你寻找到自己想表达的故事。你所受到的影响势必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所以呈现出某种比我们自己年龄更丰富的一种思考，那个时代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其次就是性格，我认为处女作跟导演的性格有很大关系，我自己的性格是迄今为止还是希望语不惊人誓不休，也就是说你总是希望有创新，不一样，总是希望在方方面面都能表现出独特性来，直到今天我都是这样子。
拿到一个剧本，拿到一个故事，你就会想我怎么说这故事，怎样让人觉得能有创新。包括做各种大型活动，我都是希望能够有一个创新在里面，所以这大概是跟个人的性格有关系。
有时候，创新就体现在一种不顾一切的勇气当中；有时候，创新又很难找，我认为是这样。尤其今天创新更难了，什么都被别人做过了。所以那时候，就是处女作嘛，就觉得创新就是要这样，就是要极端，不留后路。
就有这样一种感觉，色彩、画面，包括音乐。赵季平最早给我们吹音乐的时候是一把唢呐，我就觉得不过瘾。后来我说，季平，你是不是把那几十把唢呐搞到一块儿去，他说那就会吵得不行，我说咱就要吵。所以最后，他就四十几把唢呐齐吹，你看《红高粱》那个呐喊，那个很刺耳的呐喊，当时我们在录音棚里就觉得，就是这样，那就是要吓你一跳的感觉。所以很大程度上跟你个人的性格，在那个时代下碰到一起了，处女作就呈现出这样一种本质的东西。
贾樟柯刚才讲得很对，其实你可以看看全世界的导演，你看他的处女作都呈现一种独特感。每位导演的处女作中，都有一种很本质的东西，一辈子都不会改变的那种样子，在他们的处女作中都能看到。
贾樟柯的处女作《小武》也是一样。我当年看时，是一个16毫米的放映机，在一个屋子里头，很多人在很神秘地看，那种独特的氛围，那16毫米还有噪音。这也很典型地体现了贾樟柯的性格，《小武》我很喜欢，我记得当年是很石破天惊的。
我觉得直到今天，其实还是你自己说过的那句话，就是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