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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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红高粱高粱地里的野合电影,完美的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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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hlyn

“我承认《红高粱》是个杂种,属于野路子,艺无定规、技无定法,电影怎么拍都有它的道理。对于自己的创作,我也不想限于一个固定的模式,评论界也不要对我们第五代只寄予一种期望。”

(这是年《红高粱》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后,张艺谋在接受采访时对自己作品的评价)

国外的导演分派,国内的导演分代。中国最集中一批表达民族意识的电影大概都出自第五代导演之手,他们生于特殊的历史时期,成长于农村环境,所以他们的作品也大多采用农村题材,用“黄土、腰鼓、红高粱”把农村符号化,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展现民族的气质和力量。

但一部电影的影响力往往无法脱离片内片外的社会环境独立存在。拿《红高粱》来说,它取得了中国电影的第一个殊荣是真,但其意识形态上的巨大革新也不假,所以当年的《红高粱》成为了影视圈讨论的焦点:

有人说它打开了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大门,带动了中国电影的国外市场;

有人说它的艺术手法太粗俗,甚至还有反动的意味。

不过众说纷纭之下,《红高粱》还是因其功大于过的艺术手法留在了中国影史。时隔多年,社会语境一变再变,再看《红高粱》时,不仅没有业余影片的“乡野味道”,反而觉得它把中规中矩的东方古典韵味发挥到了极致。

弱化叙事打造意境,全知式旁白呼应极简对白

电影说到底是讲故事的媒介,即便是商业电影中追求的“色与声”,也不可能脱离电影叙事弧独立存在。对于时代片和现实主义电影来说,更是需要叙事来表现人物关系,以人物关系的变异来折射社会。所以说,一部电影叙事弧的完整性直接影响着电影主题的表达效果。

然而作为战争文艺电影的《红高粱》却反其道行之,它除了最大限度的弱化了叙事,更是把一些情节信息隐藏到了电影的其他元素里。但它的大胆构想不仅没有破坏电影叙事的完整性,反倒是这一虚一实的结合,将电影的浓浓意境展现了出来。

“我给你说说,我爷爷和我奶奶的这段事,这段事在我老家至今还有人提起”

电影的开篇采用“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方式,画面还没出现,旁白就传到了观众耳朵里,直接交代了电影是回忆的叙事时态。全知式旁白最显著特点就是帮助叙事,电影一开始就依靠旁白交代了人物和际遇,而精简的旁白往往拥有巨大的张力,观众想了解个中寓意就需要含混且多元的想象,所以一个简简单单的旁白,就带给了观众足够的线索和解读空间。

有了旁白的叙事框架,对白就自然可以减少,在对白上《红高粱》采用惜墨如金的风格,减少任何不必要的甚至是一些必要的对白,作为主人公之一的久儿在电影的第一幕(大概30分钟)快要结束的时候才有了第一句台词,而拥有夫妻之实的久儿与余占鳌在影片从头到尾的对白都寥寥无几,于是影片的台词反而成了虚化的成分。

久儿除了一开始与父亲抱怨被嫁给麻风病人以外,再也没有悲痛的台词出现,被假三炮叫到高粱地里一言不发,对余占鳌的举动一言不发,直到后来被真三炮掳走再被赎回仍是一言不发,但当罗汉大哥叫她看打酒的时候,她又能直接从恐慌中走出,满怀开心的加入到大家的行列,由此便呼应上了久儿“奇女子”的设定。

再看余占鳌,她自始至终为了久儿做了很多事情,但面对久儿却从未提起分毫,于是最直接的台词成为了反衬的工具,人物形象的深度被对比了出来,这便是电影的意境所在,也是中国电影中“含蓄”的重要体现。

留白镜头的含蓄表达,局部色相呼应主题

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镜头就成为了剧情发展的“潜台词”,类似于国画中的“留白”,在《红高粱》中采用“空镜头”的形式对剧情进行暗解,拿电影中最经典的野合场景来说,当九儿躺在红高粱堆好的“床”上后,镜头一转,观众只看到了随风摇曳的红高粱便知道了其后发生了什么;不仅如此,电影中更用大量的远景来表达人物的心境,比如骑着毛驴远去的九儿,山丘上远望酒坊的罗汉大哥,虽然没有台词的支撑,可还是体现出了人物在特定环境下的复杂心境。

电影以“红高粱”为题,“红”是整部电影的色彩倾向,更是电影的感情基调,但这里的“红”代表的不仅是积极含义,电影几乎表达了“红”的所有寓意。

电影的开篇便出现了红色——九儿的红嫁衣,红盖头以及被夹红了的脸蛋,随即一个匹配镜头,九儿来到了轿子里,整个轿子的空间投影了篷布的红色,在九儿被送往十八里坡路上的所有红色元素,代表的都是最基本的含义——喜庆,但是通过九儿的面无表情和整体红色带来的窒息感可以看出,它们在这里的作用是为了反衬出这门婚事的悲剧色彩。

电影叙事的主体和核心是红高粱酒,不管是导演赋予的特殊颜色还是真实还原,高粱酒的局部色相不仅没有带来任何不适感,反倒让人在觉得奇怪的一刹那就全然接受了。

首先作为野高粱产的酒,与众不同的颜色代表的是“野”;其次,十八里红能消千病百毒,红色的庄严和神圣代表的是“药”;然后是汉子们豆大的汗水浇盖,烈日炎炎下烧酒,付出了全部的心血,这种骨子里的劳作代表的是“血”;最后当侵略者破坏家园,汉子们揭竿而起以酒为誓,这时的刷碗就代表的是“壮”。

从头到尾的高粱酒,从头到尾的红色,不同的时候代表了不同的寓意,而这些不同的寓意又都符合人生的种种际遇,无形之下给影片添加了充分的真实感。

当然除了局部色相以外,电影色彩倾向也偏向暖色调。在不同的地方更是有不同的隐藏信息,比如汉子们颠轿的肤色和汗水代表了年轻生命力的热情似火,九儿回门的夕阳代表了内心的绝望,罗汉远望酒坊代表了荒凉。

影片结尾,更是透过一个纯色的镜头备显豪壮,更是给人一种虚化感,火红的太阳和背景将情感抒发达到最高峰,影片也是在这个最高峰落幕。但那种红色带来的血脉喷张却让观众久久不能释怀。

“反脸谱化”人物塑造,追求人物真实立体感

说到《红高粱》的革新之处,自然要提它“反脸谱化”的人物塑造方式。“脸谱化”是民间文学常用的方式,通过一个固定的模式塑造典型人物,即“一言以蔽之:忠奸善恶,泾渭分明”,用最通俗的话讲就是,这个人物一出,就知道他是坏人好人,这样的方式虽然建立了正确的价值观,却让人物失去了个性,变得不鲜活。但在《红高粱》中的“反脸谱化”则将人物塑造的立体又真实。

关于九儿其实也是电影中备受争议的一个角色,她有悲惨的经历不假,但作为抗战背景下的一个女性角色,她的意识似乎过于前卫,在电影经典的“颠轿”场景中,九儿两次掀开门帘盯着余占鳌布满汗水的后背,通过一组“正反打镜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我们甚至能看到九儿此刻的心境,那是欲望最隐晦的表达方式。

直到后来的回门,面对余占鳌的穷追不舍,九儿自己躺在了高粱地里任人宰割。如果在社会风气的条件下看,九儿的所为确实不符当时的背景,但是出于人之常情,一个绝望的女人最终看淡了一切才是最真实的演绎,人物的好坏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再看余占鳌,姜文饰演的余占鳌有几分粗狂的味道,但说到底他只是一个充满野性的大男孩,所以他想要的就去追,觉得不舒服就要发泄,这才是一个大男孩最真实的状态,也正因此这样,让关于他的传说的真实度也越来越高。

到后来面对九儿不提及自己单枪匹马报仇,当罗汉大哥被害后他又能带着酒坊的人们打鬼子,这是他从大男孩到大丈夫的转变。通过剧情分析,可能他眼中的“家园意识”远超于“国家意识”,但这不也正是东方黄土地里的野性吗?不正是东方汉子的狂野生命力吗?

甚至连电影中的“反派”都有值得挖掘的地方。在整部影片中,前期的控制力源于三炮,这个犯罪团伙中相对刻画较深的就只有三炮,老屠夫和小屠夫三人。先是三炮,要赎金能看出他心狠手辣,最后放了余占鳌又显出几分仗义,直到最后被日寇俘虏,也多少看的有血有肉;老屠夫面对日军的要求,用生命送了当家的一程,最后更是充满血腥的破口大骂,也体现出了他的原则性,但是作为一开始就凶神恶煞的小屠夫,他面对日军吓破了胆,活生生剥了罗汉的皮,但好在最后疯了的情节设定,也让观众的心里平衡了一下。

电影中配乐不多,两次酒神曲是让人印象最深刻的,第一次是罗汉大哥起头,代表的了汉子们的坚韧和脚踏实地,挥汗干活,大口喝酒,是中华民族的家园意识;而第二次是余占鳌起头,背后燃烧着熊熊烈火,当家园受到侵犯,他们就要用野性捍卫家园,汉子们的身躯代表了来自于土地的顽强生命力,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

其实从电影的表面可理解性分析,余占鳌与罗汉大哥貌似是不合甚至是不能同时存在,但深入了解就能这样的剧情安排是代表了一代代人的传承,而且导演在很多地方都暗示了出来。

最浅显是的两次酒神曲,酒坊两个男性主人公的替换,比较深入的是SVIP版“十八里红”的诞生,第一代十八里红是罗汉大哥掌舵,代表了传统的技艺,是代代相传的踏实肯干,而SVIP版十八里红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加入了年轻人的野性(也就是余占鳌的尿),这种野性代表了年轻的活力,但最重要的含义是遇到侵犯和伤害时的反抗,这种传统与野性的结合才是民族骨子里的强大力量。所以当罗汉发现最好喝的十八里红并萌生民族意识时,他选择离开并开始为家国大义奋斗。

人们常用野草来形容生命力顽强,但也常用它形容顽疾,不可救药,作为一个不褒不贬的象征物,其实一个民族也该如它一样,落地就能生根,生根随即狂野的生长,有好的环境就兢兢业业的发育,被拔掉就接着再发芽再生长,只要根在,长青就在!

或许用它来形容一个民族太过渺小,可它的力量又怎容小觑呢?所以民族,当有野性。

本文为原创,不喜勿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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