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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皇帝授阵图,河北诸将抗旨不遵,满城之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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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兴国四年七月初六的宋辽高粱河之战带来的一个直接恶果,就是宋辽关系的迅速恶化。所以当年的九月份,辽军就第一次南下入侵大宋,实行军事报复。

这次战争是太平兴国四年九月初三辽景宗下令出军,辽国军队兵分两路,主力部队是幽州的燕王韩匡嗣率主力南下,另一路就是山西大同的部队南下作为侧应,这两支部队同时南下,而两支部队的目标是攻打大宋的镇州,就是今天的镇定。

高粱河之战发生在太平兴国四年的七月初六,到了七月十三号,宋太宗就已经到达当时的定州做了安排。这个安排分为三点:

第一、对形势的判断。宋太宗做了一个正确的判断,据《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记载,宋太宗对随征的将领说了一句话:“契丹必来叩边。”说明宋太宗对辽军的军事报复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第二、他布置了几个重要的地方据守。这几个重要据点,一个是定州,第二个是镇州,第三个是关南,关南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片地方,当时指的是瓦桥关、益津关淤口关这三关以南的地方,安排在这三地方驻军。

第三、宋太宗还安排了这一仗的策略。总体策略叫汇兵设伏夹击制,汇兵就是把定州、镇州、关南三地的军队联合起来集中兵力;设伏就是在敌人的背后设伏;夹击就是两面进攻,这样可以完胜辽军。同时安排潘美到山西去抵御陕西南下的辽军,在河北、山西境内同时作了安排。

辽国军队在辽景宗九月初三下达进攻命令以后开始南下,大概九月中下旬,辽国的主力从幽州经过河北的益州,向大宋的满城集结,准备先占领满城,然后再占领镇州,共出兵十万人。

辽军出发不久,大宋的军队也出征了。镇州的司令长官(当时叫都钤辖)刘延瀚带领他的军队急行两百多里赶到了满城的北部,有一条河叫徐河,在那个河边布防,随后其他部队也赶到了,正面迎敌的军队有八万人,大宋的侧翼,也就是关南驻守的将领崔彦进带领军队秘密向西北方向前进,绕到了辽军的背后,准备从后面夹击辽军,这是宋太宗预先做好的安排。

到了十月十八日,辽军开始攻夺满城,满城之战爆发,满城之战《续资治通鉴长编》只简短写了几句话:“三战大破之,获人马、牛羊、铠甲数十万,斩杀辽军上万人,俘获三万多人,主将韩匡嗣弃旗鼓遁。”三在古代中国有两种讲法,第一三是个约数,打了很多次;第二三是个实数,就是打了三仗,根据我们现在综合各方面的材料来看,应当是打了三仗,结果是打破辽军。

辽军来了十万人,宋军是斩首一万多人,俘虏三万多人,把辽军五万给干掉了,还抓住辽军三个酋长,获得了大批的粮草物资,打了完胜。

我们按照这个记载来看,有点不可思议,辽军向来以战斗力强著称,他来了十万人,宋军正面迎敌的军队有八万人,加上设伏的军队大概也有十万人,两方军力相当,那么怎么可能斩首一万多、俘虏三万多,把人家的一半多吃掉了呢?这仗到底怎么打的?

看大宋的文献记载,看不出门道来,好像这一仗写的是忽忽悠悠,就是稀里糊涂打赢了,而且是大胜、完胜。但是辽史不是这样写的,辽史记载说,大宋的军队是用了一个诈降之计,这个诈降之计竟让辽军主帅韩匡嗣信以为真,麻痹了,整个军队懈怠了,宋军突然进攻,辽军大败,杀了一万多,被抓了三万多,损失了将近五万人。

宋史对这方面么无记载,辽史有记载,我们看一下辽史的《韩匡嗣传》,韩匡嗣是这一次辽国南征的主帅,在他的传记中记载着这么一句话,驻军于满成,刚刚双方要列阵,宋人请降,所以韩匡嗣就想接纳,但耶律休哥不同意,他说宋军势气正盛,他怎么可能投降呢?一定是个阴谋,你要好好提防。韩匡嗣不听,等到停了一会儿,宋军把阵布好,突然击鼓进军,辽军毫无准备,结果被打得大败。

这是辽史的记载,大宋的历史为什么不这样写呢?因为诈降不光彩,仗虽然打赢了,这招不好,所以宋史中哪位将军的传记没有写,太宗的本纪也没有写,所以落实不到人,没有记录。但我们在仔细观察一下《辽史-韩匡嗣传》记载的开始的几句话,非常有意思,方阵宋人请降,什么意思呢?两军相遇,然后开始布阵,正要布阵,宋人请降。

这很奇怪,宋军为什么要在布阵的时候要请降?难道布阵很艰难吗?其实并非如此,宋军的布阵图在几个月之前就已经定下来了,宋太宗在高粱河之战打败以后,走到镇州,他预料辽国的军队一定要来,画好布阵图,交给留守的将领,辽军来了以后,按我画的阵图布阵迎敌,但是这个阵有问题,阵与阵之间相隔一里地,宋军正面战场上有八万部队,宋太宗画的布阵图画的是列八个阵,两个阵之间相距一里地,结果是“示众,略无斗志。”将士们一看皇上摆这么一个阵,斗志全无了,为什么?阵与阵之间相距一里地,很容易被辽军切割包围,所以这仗没法打。

右龙武将军赵延进发现了这个问题,他又登高远望,发现辽军“东西亘野,不见其际”,说辽军摆的是一字长蛇阵,他是从东到西连边都看不到。这十万大军要穿过来,把你的八万军队的八个阵给你分割包围了,所以这个仗没法打。赵延进首先讲了一番十分重要的话,“主人委吾等以边事,盖期于克敌尔。今敌众若此,而我师星布,其势悬绝,彼若持我,将何以济!不如合而击之,可以决胜。违令而获利,于犹愈于辱国乎?”

什么意思?他说,皇上把军队交给我们,把整个镇边疆的战场交给我们,就是让我们打胜仗的,而现在敌兵来了,我们是个什么样的布阵呢?咱们的军队就像星星一样,星与星之间隔了那么远,所以打不赢,他提出来合而击之,我们要聚拢,不能把八万军队摆成八个阵,当然这就是违反了圣上的意志了,在抗上和胜利之间做什么选择,要么抗旨抗上,你就胜利了,要么失败,所以赵延进他的话是我们违抗了圣命,但是我们打了胜仗,比遵守圣命打了败仗,让国家蒙受羞辱要好得多。这个时候,又一个关键人物出来了,这个人是镇州监军李继隆,他讲了非常关键的一段话,“事有应变,安可预定?设获违诏之罪,请独当也。”他认为兵贵事变,打仗最重要的是适应战场的变化,怎么能够预先定下来阵式呢?假如违抗诏令要追查责任的话,我李继隆一个人承担全部责任。

赵延进第一个提反对意见,那么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两军刚刚进入布阵,宋军请降,宋军原来那个阵是宋太宗一个多月前画下来的布阵图,那个阵不切合实际,所以有的将领提出来要变阵,把原来摆的那八个阵要合起来,变阵需要时间,那么要时间怎么办?我投降你肯定等我了,你只要一等我,我赶快把阵补好,咱们再打,这就是诈降的目的。

布阵的人决定把八个方阵改为前后两阵,一阵四万人,这一方阵士兵们全部高兴了,结果就是一个胜仗,杀了一万多,抓了三万多,一下子消灭了五万人。

这就有一个问题,宋军倒是打了个大胜仗,但是我们在现有的文献中间,看不出谁是满城之战的最高指挥官,这个战区司令是谁?不知道,光写一个瀚等,那么瀚等是谁呢?宋军有没有战区司令?如果有,这个战区司令是谁?

这是个大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牵涉到宋太宗的一系列的军事谋略,,我们必须要分析一下。

现在史学界,有人认为满城之战的总指挥应当是镇州都钤辖刘延瀚,因为他的职务是都钤辖,因他加了一个都。但实际上参加战斗的大宋军事将领高官有五位,这五人中间有三人是节度使,有一个是相当于节度使,还有一个是观察使,官位最低,而这个官位最低的就是这个都钤辖,这就很有意思了。三个节度使官位最高,都没有安排总指挥,一个都虞侯相当于节度使,也没有安排都钤辖,还有一个观察使是官位最低的,比他们节度使低了一级,这个低了一级的人安排是都钤辖,这就很有意思,说明宋太宗在安排人的时候,他安排是军衔最低的那个人担任高官,军衔很高的人没有安排高官。这样一来很麻烦,要低级官员指挥高级官员,它有一个互相牵制的作用。

而且我们再看《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时候,这里边五次提到瀚等,而且在前方的五个高级将领中有两个人的名字都带有瀚,一个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都钤辖刘延瀚,另一个是殿前都虞侯崔瀚,那么是不是这两人中间有一个是总指挥呢?再一个,这个瀚等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看看几种情况:

第一、崔瀚是总指挥。既然说瀚等有两个带瀚的,一个是刘延瀚,一个是崔瀚,崔瀚有可能是总指挥,理由有三条。

1、深受赏识。当宋太宗灭了北汉,下令攻打辽国的时候,最支持太宗的就是崔瀚,说一声的太宗皇帝的赏识,所以有可能他被委派为最高司令长官。

2、宋太宗从定州回开封的时候,曾经给崔瀚一个任务,叫做固守定州,而且给了一项特权,叫便宜从事。

3、按图布阵。我们讲过瀚等正在按图布阵,那么这个瀚有可能就是崔瀚。

所以根据这三点,崔瀚有可能是前敌总指挥,但是我们同时还可以找到三条反证,证明崔瀚不可能是前敌总指挥。

1、负责排阵的不一定就是主帅。大宋军队专门有一个官叫排阵史,排阵史的任务就是排运布阵,所以排阵的人不见得就是主帅。

2、太宗离开定州时确实给崔瀚一个便宜从事权,但是给便宜从事特权的,不是给的崔瀚一个人,还有另外三个人,四个人同时有特权,五个大将四个有特权,所以不能根据这一条断定崔瀚就是总指挥。

3、在宋史的太宗本纪中间写到满城之战时,写了这么一句话,刘廷瀚及契丹战于随城西,不是写的崔瀚,而是写的是刘廷瀚,当然,这个刘廷瀚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刘延瀚。

所以结论,崔瀚不一定是满城之战的最高指挥官,如果不是崔瀚的话,刘延瀚有没有可能呢?刘延瀚有可能,两点理由:

1、我们刚刚讲到宋史的太宗本纪中,讲满城之战时提到了刘延瀚,既然提到满城之战只提到刘延瀚一个人,所以刘延瀚有可能是最高指挥官。

2、刘延瀚在满城之战后升官了,因为立功升官了,做了大同节度使。

刘延瀚做为前敌总指挥,我们确定有两条理由支撑这个观点,但是还有四点疑问,说明刘延瀚不可能是前敌总指挥。

1、宋史的太宗本纪仅仅提到刘延瀚,而且本纪中说因功得到提拔,但是立功和前敌总指挥没有逻辑关系。

2、职务受限。刘延瀚当时的职务是镇州都钤辖,换句话说,他是镇州这个地区的老大,但是定州他就管不了,关南他也管不了,他的职务受限制。

3、太宗离开前线的时候,给了四个高级将领便宜从事权,唯独刘延瀚没有。

4、位置受限。留在前方的五个将领,三个节度使,一个都虞侯,他们四个人官级相当,唯独这个刘延瀚是云州观察使,比那四个官阶低了一级,人家是正部,他就是副部,难道说正部不是总指挥,副部反倒成了总指挥?有可能,但这不能确定。

这样一来,我们提出来两个最有希望的瀚等,这两个人在自己的防区之内,是不是老大都成问题,更不要说整个前敌总指挥了。

因此说明两点。

第一、这个瀚等,是说崔瀚、刘延瀚等一批人在商议,这一批人谁是老大?每一个老大,谁都不是老大。

第二、宋军前线的指挥隶属关系不明确。五个前线指挥官肩膀头一样高,所以当开始变阵的时候,五个同等职位的人商讨变阵的时候,谁也不能最后拍板,皇帝布的阵不合适,变阵又拿不定主意,五个人谁说了都不算,这不需要时间吗?时间从哪来?诈降就把时间赢出来了。最后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前线没有老一,真正的老一是身在开封的宋太宗。

高粱河之战,宋太宗狼狈逃窜,身中两箭,侥幸逃命。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敢御驾亲征了,因为他一只脚已经踏进鬼门关了,然后拔出来了。人死过一次,比一般人更怕死,宋太宗从此以后再也不亲征了,按照常理,他应该任命一个战区司令,但他不任命,如果不任命,那么谁是老大呢?还是自己是,这就叫皇帝回京了,指挥体制没有回到京城,皇上虽然不亲征了,但是前线仍然保留着皇帝亲征的指挥模式,皇上还是老大,当然是不在场的老大,在场的诸位,谁都不是老大,这样打仗可是风险极大,战场上没有一个最高指挥官,谁说了都不算,宋太宗再糊涂,他不可能不明白这一点,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其实很简单,宋太宗知道它的风险,但他追求的就是这一点,追求人可以不在,但是权力不可以不在,这就是他追求的目标。他为什么要追求这个目标呢?

第一、强化对武将的控制。

他知道武将的厉害,他哥陈桥兵变,甭管他参加没参加,其中的猫腻他是非常清楚的。他亲自参加的高粱河之战,战场上竟然还出现了谋立赵德昭的事件,所以他知道武将的可怕,因此在人事安排上,他采取了非常特殊的一个办法。

在镇州方面安排了两个人,云州观察使官位较低,安排为都钤辖,彰德军节度使李汉琼官位较高,安排为钤辖,让军衔高的那个人受军衔低的人指挥。

定州方面,崔瀚是殿前都虞侯相当于节度使,孟玄哲是定武节度使,两个人职务相当,让两个人谁也管不了谁。

宋太宗的做法,只要不安排一个最高将领,谁都不能一人独大,他最害怕的就是一人独大,前方没有老大,也没有小老大,最终形成什么局面呢?八个字:互不隶属,互相牵制。

这就是宋太宗的御将之道,当然风险极大,冒这么大的风险,他也达到了一个目的,把军权还控制在自己手里。

第二、加强战争干预。

宋太宗对战争的干预分为两个层次,战略层次的干预和战术层次的干预。战略层次的干预很成功,这个战略层次的干预就是汇兵伏击夹击。实践证明,满城之战的胜利,是取决于他这个战略上的干预。同时,他又战术干预,画了八阵图,把八万军队放在八个阵里边,各阵相距一里地,这个很失败。

这就是战略干预和战术干预,目的就是控制军队,控制将领。因为不按他这样做,就叫抗旨不遵。

那么满足他的话,最后还是获胜了,为什么?有四大原因:

第一、准备充分。七月初六,高粱河之战打了败仗,七月十三号六天以后,他已经做了严密的准备,所以等到十月十八大满城之战的时候,准备了好几个月,这叫准备充分。

第二、宋将听话。他让汇兵设伏夹击全实现了,这叫宋将听话。

第三、宋将不听话。他叫一万人布一个阵,布八个阵,宋将不听话,改成前后两个阵。

第四、辽将主帅能力低下。辽将主帅竟然相信宋军在布阵之前要投降,放松了戒备,结果宋军一个偷袭,把他打得落花流水,五万人报销了。

辽国的目的,本来是想报复大宋,结果搞得灰头土脸,损兵拆将。辽国会就此罢手吗?不会,更多的战斗等待着宋辽两军将士。

满城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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