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流传赞颂明朝的有一句话“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表达了明朝的硬气骨气。
但如果我们站在军事的角度来看，天子不应该守国门，守国门的应该是边塞将军。
但凡一个国家定都，都会把首都定在相对安全的地方，而非边境，除非那些战略纵深很小的小国没办法，比如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等。
因为首都对一个国家来说太重要了，一旦首都被攻陷，那对这个国家的打击相当沉重，甚至会亡国。
所以只要有条件，这个国家一定会把国家迁往内陆，以获得安全的缓冲区。
比如缅甸就把首都从沿海的仰光迁到了内陆的内比都，巴西则在内陆新建首都巴西利亚。
建国初期，有人提议把首都建在哈尔滨，但中央经过讨论，还是把首都定在了北京。
俄罗斯现在拼命拉拢白俄罗斯不让它倒向西方，就是为了给莫斯科增加几百公里的缓冲区。
所以，从纯军事角度来讲，明朝把首都定在靠近边境的北京，是一个巨大的战略失误。
在明朝强盛的前期，定都北京倒没什么，因为反正是明朝攻打蒙古，扫荡女真，军队就是移动长城，弓箭射程就是真理范围之内。
明成祖五征蒙古，明宣宗亲征兀良哈，总兵官朱寿力战小王子，武功赫赫，夷狄莫敢缨其锋，北京自然稳如泰山。
但到了明朝中后期，随着明朝军事实力的下降，北京战略劣势就凸显出来了，给明朝造成了巨大的困扰，深受其累。
第一次北京面临的重大危机就是土木之变后，也先率领蒙古军围攻北京。
但那时候明朝实力依然很强大，在于谦的主持下，明朝组织军力反击，大败也先，北京转危为安。
虽然这次成功度过了难关，但北京的地理位置劣势已经暴露无遗：一旦明军在北方边境地区战败，那么就无法抵挡蒙古骑兵，使其直抵北京城下，造成巨大的政治经济危机。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明朝中后期，曾让明军保持强大战斗力的卫所制逐渐败坏，明军的战斗力也直线下降，北京成为耸立在大明边境的一座孤城，地位十分尴尬。
嘉靖二十九年（年），蒙古大汗俺答从古北口破关而入，杀掠怀柔﹑顺义吏民无数，明军一触即溃。俺答兵临北京，在潞河东二十里之孤山（今通州东北）、汝口等处扎营，京师戒严。自土木之变以后，京师百年来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当时明朝奸臣严嵩当道，已经没有百年前的于谦那种坚决抵抗的精神了。当时京师兵籍皆虚数，禁军只四五万，半为老弱，又缺少战具甲仗，战斗力很差。
奸臣严嵩禁止明军出战，任由俺答汗大肆烧杀抢掠而去，史称庚戌之变。
古北口为中国长城上关口之一，北京与东北地区往来的咽喉要道。
年明成祖迁都北京，为加强北京防务，大修长城以拱卫首都。西北居庸关，东北古北口成为明王朝首都的两个重要门户。
古北口与居庸关东西对峙，自古称为雄险，有“地扼襟喉趋朔漠，天留锁钥枕雄关”之称，是华北平原通往内蒙古高原的要道。
在北京居住工作过的人都知道，古北口镇距离北京有多近，许多北京人周末的时候都会古北口镇来个短期京郊游。
由此可见，北京中后期面临的战略困境和劣势有多大。
几十年后满清崛起，也沿着这条旧路多次入关，在北京城下烧杀抢掠。
年皇太极率军绕道蒙古南下，攻破大安口，围攻明朝的首都北京城。
年，皇太极派阿济格、多尔衮率军绕道蒙古，从长城的独石口侵入，攻克北京周边的延庆、居庸关、昌平等，烧杀抢掠。
如果北京不是首都，即使满清入关抢掠北方，明朝边军也不会因为要急于会北京勤王救驾而被迫在不利的局面与满清作战，甚至可以采用围魏救赵之策，直击辽东，迫使满清撤军。
但因为北京是皇帝所在，边军必须勤王，因为任何人都担当不起首都沦陷皇帝被擒的局面，这就让边军因为政治原因而陷入了军事被动局面。
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吊死煤山，吴三桂开关迎虏，北京沦于满洲人。
崇祯吊死煤山之后，还有广阔地区掌握在明朝官吏手中，并没有沦陷在李自成、张献忠和满清手中。如果这时候有一个有威望的合法的政治人物如太子等站出来，振臂一呼，足以整合这些政治经济资源，足以再战。
但位于边境的首都北京沦亡，对广大内陆地区就鞭长莫及了。
如果明朝定都一个内陆城市，就不会有这样的困境。
比如定都南京或者洛阳。
如果定都洛阳，那么可以在这里聚集大量的政治经济军事资源，闯贼也不可能做大，农民军的问题也不会发展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
定都南京，如果有一个威望较高的政治人物如太子登基，就可以避免其他明朝宗室自相称帝或监国而导致南明小朝廷林立且互相攻打，说不定真的可以再延续明祚。
所以说，天子不应该守国门，守国门应该交给边军。
天子应该在安全的后方进行指挥，统筹调度，派出精兵强将镇守边关，而非亲临第一线作为吸引敌人火力的标靶。因为一旦在前线的天子出了什么差池，将会导致全军崩溃而失败。
总之，天子守国门是明朝在定都选择上的一次重大失误，直接导致了明朝中后期在面对外敌入寇时陷入了极其被动的局面，甚至在崇祯吊死煤山之后，失去了一次翻盘的机会。
其实明朝定都北京这种战略困局，也延续到了清朝。
即使在清朝前期的康熙时期，北京也面临过一次大危机。
葛尔丹兵临乌兰布通，距京城仅七百余里。注意这里是内蒙草原，地势平坦，骑兵数日就可以抵达北京。当时“京师戒严，每牛录下枪手派至八人。几于倾国矣。城内外典廨尽闭，米价至三两余”，一片慌乱。
幸好当时清朝国力强大，康熙率军亲征，清兵以多胜少打败了葛尔丹，才让北京转危为安。
但清朝末年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从天津登陆，攻入北京，清帝咸丰逃往承德，英法联军洗劫焚烧圆明园。
年，八国联军再次在天津登陆，攻入北京，慈禧和光绪逃亡西安。
其实在年，甲午战争时期，日军占领辽东后，就叫嚣要“大兵长驱。以问罪于北京朝廷，清主面缚乞降……”幸好当时日本国力弱小，仅仅是叫嚣而已，并没有实力这么做。
当时康有为梁启超等举人正在北京参加科举，曾公车上书，要求再战，其中就建议清廷“迁都”，好像是要迁到西安。因为当时的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北京从地理位置上作为首都来说已经严重不合适了，太靠近边境了。西方列强从海上来，以中国的势力无可抵御。
首都问题对一个国家来说非常重要，北宋就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吃了大亏。
赵匡胤称帝之后，以一个军事家的战略眼光觉得开封出于平原之地，防守不利，作为首都非常不利，所以他一直想要迁都到洛阳。
因为洛阳地理位置极佳，邙山龙门山嵩山周山四山环抱，黄河伊河洛河涧河等八河并流，在这里只需要少量的兵力即可做到有效防守，拖延时日，坐等周围勤王军前来解困。
但赵光义等文武百官贪恋开封物阜民丰，沉醉在温柔富贵之乡，用“在德不在险”来反对迁都。
明明是军事问题，赵光义却用道德来说事，可见高粱河车神的军事素养远不如赵大郎。
在宋朝中期，辽兵南下，直抵黄河北岸，叫嚣要渡河，吓得宋朝君臣商议迁都到成都或南京。如果不是寇准决议抵抗，恐怕南宋在那时就会出现了。
到了宋末，金兵南下，宋军战不能战，开封守又不能守，所以亡国了。
所以，定都在哪里一定要慎重考虑，否则会让国家陷入重大危机之中，甚至惨遭亡国之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