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湿疹最好的医院 https://m-mip.39.net/czk/mipso_8589789.html在《红高粱》中，九儿对自我的解放是与整个高密由传统走向现代、由差序格局走向平等主义这一过程高度合一的。她的彻底、纯粹和决绝，会在中国电视剧的女性叙事中拥有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
文
常江
其实我一直不太理解为何《红高粱》的电视剧版出现得这么晚。莫言原著出版的时间是年，被张艺谋拍成电影并捧回中国第一尊金熊也是20多年前的事。小说本身故事性极强，电影出于浓缩的需要只不过提炼出了一座骨架式的“叙事魂”，电视连续剧显然是更加适宜的表现形式。直到看了刚刚播出没多久、尚未完结的电视剧版《红高粱》，我才隐约明白，也许这些年的耽搁只是在等这位名叫郑晓龙的导演。
从《四世同堂》开始，郑晓龙便以擅长驾驭年代跨度大、场景变换多、人物关系复杂的史诗类全景式剧集著称。由他来主导这部当代文学经典著作的视听化工程，自然再合适不过。追看几集后，还好期望没有变成失望，遂产生了稍作评论的欲望。不过，这样的评论只适合此时此地，因为任何文化作品都需要时间和审美的积淀方能获得一个合适的标签。但即使只看过十几集，我们也不难察觉郑晓龙的野心：塑造一个属于中国电视荧屏的、真正意义上的女性英雄。
烈女：打量男性主宰的世界
《红高粱》的背景是20世纪30年代的县城，这与我所处的环境——21世纪第二个十年里的国际大都会北京——似乎格格不入。但几集看下来，作为普通观众的我却产生了极为强烈的涉入感，原因恰在于该剧甚是微妙也极为强大隐喻设计。
第一集开场，于荣光饰演的朱豪三县长带着夫人和几个兄弟赴高密上任，这场景很难不令人联想到姜文的电影《让子弹飞》及其当年引发的热议：一个既有个性又有胆识，同时又多少带点不按常理出牌的痞子气的“孤胆英雄”即将深入一个险恶的环境，并用自己的男性气质将其解放——这恐怕是很多观众对该剧最初的想象。
但随着周迅饰演的九儿的出场并俨然成了毋庸置疑的主角，叙事的层次立刻变得丰富起来。导演通过对“九儿寻母”这一情节的设计，让观众的视线跟随女主人公的行踪在高密转了一大圈，我们迅速看到了这里的众生之态：正直却死守传统的钱庄老板张继长，自私并沉迷于赌博的破落地主戴老三，英武却对建制不屑一顾的扛夫余占鳌，当然还有那个既思想解放又无法脱离家族福荫的读书人张俊杰。就这样，我们通过一个目不识丁的弱女子的双眼，对周遭这个由男性主宰的世界做了一番打量，这是一个传统与现代、旧秩序与新观念、禁锢与解放并存的复杂社会结构，而女性的附属地位是其最突出的表征：烂赌鬼戴老三为了还债，先将妻子卖给曹二老爷并导致她羞愤自尽，随后又为了块大洋和每月2块的零花钱将女儿强行许配给单家酒庄的麻风病少爷。这一性别不平等现状，成了九儿反抗的最初动因，也是最终撬动整个社会结构的最有力的那根杠杆。
书生：爱情乌托邦的倒掉
钱庄老板张继长的独子张俊杰无疑是个相当理想化的男性形象。一方面，他受过良好的新式教育，对传统礼法持较为鲜明的反抗态度；另一方面，他是宗法社会中勇于打破经济与文化区隔的斗士，他对九儿的爱情不但炽烈醇厚，更有着乌托邦式的纯粹。耐人寻味的是，《红高粱》并不是一部“用爱情战胜一切”的青春偶像剧——恰恰相反，它要使用“误会”这一影视叙事语言中最古老也最实在的“武器”去把这种美好撕裂给人看。
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当俊杰提出要带着九儿私奔并让她也可以接受教育时，相信电视机前的所有观众都会感到发自内心的温暖；可当九儿反问两人应当如何养活自己时，这位白马王子却支吾着说：我想，我爹也不会一点都不管我们吧。尽管误会的出现和九儿的逃离比这要稍晚一些，但其实就在此刻，书生的乌托邦便已注定走向毁灭。原因很简单：书生的理想超脱于权力结构，但书生却无法意识到自己的肉体始终被权力结构所滋养的事实。俊杰对社会现实的理解是过于简单、幼稚的，他并不具备与九儿的女性意志相匹配的男性意志，他始终幻想通过某种无关痛痒、无伤大雅的形式来建成脑中的爱情乌托邦。结局如何？不言自明。
九儿的真正觉醒源自第六集，正是在这一集里，发生了那场著名的“野合”。这一过程，与其说是余占鳌的男性气质对九儿身体的占有，不如说是九儿终于找到了能够跟自己的野心相匹配的合作者。从此以后，九儿的人生豁然开朗，她不再是那个终日被男性权力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无知少女，她在某种程度上分取了余占鳌的激情与力量。就这样，她变成了自己身体的主宰，尽管她最终以毁灭身体的方式祭奠了另一种在当时显然更为崇高的主义，但这已经完全无损于她人格的完整性。
清官：一种尴尬的存在
朱县长在剧中是一个多少有些尴尬的角色，这倒不是因为这一角色的设置或演员的表演有什么问题，而是因为在《红高粱》所呈现的社会脉络中，这种既廉洁清正又显然带有强人政治色彩的“终极裁决者”，似乎总是显得有一些无关宏旨。一方面，尽管他的男性气质与余占鳌的男性气质在不同的社会层面上相互呼应，甚至惺惺相惜，但后者却显然代表着一种更加纯粹也更加彻底的革命性潜力；另一方面，我们从一系列细节中可以同情地感受到他的权力其实具有高度的象征色彩，富贾豪绅阶层的联合体才是高密一地最稳定的结构。于是，我们不断看到朱豪三在各种场合用鞋底子抽各种人的屁股，那些人也在各种场合对这位县长大人毕恭毕敬，可一转场，这些人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一切如故地继续生活。
朱豪三当然是个相当正面的角色，但这一角色的尴尬存在显然是创作者对社会变迁的“男性裁决者”的多少带点同情的哂笑和嘲讽。当九儿为悬梁自尽的母亲当街喊冤并成功得到这位清官的“撑腰”时，那位间接害死其母的豪绅曹二老爷也不过是被抽了一顿鞋底子、罚了30个大洋而已。高密像一个密不透风的铁桶，它的严酷与荒诞在朱豪三这个人物的身上得到了精确的呈现，他的豪情壮志和他的无计可施，实乃烘托九儿权力意志的一个“暗托”，其最后在民族大义的格局下与多方势力的“不计前嫌”，又是一种怎样的无可奈何。
郑晓龙的电视剧作品大多对社会性别权力问题有特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