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力推丨美丽的高粱外三题 [复制链接]

美丽的高粱（外三题）

文/王祥夫

中国人的风俗，一年要给先人扫两次墓。一次是清明，刚刚经过了漫长的冬天，野地里的草青了，但花还没有开。另一次是立秋，各种果实都陆续登场了，这一次扫墓好像是一种对先人的汇报，汇报一下今年的收获如何，到时候可以把各种新鲜的果实都带到墓地去，让地下的先人知道儿孙后辈的辛劳。这是农耕时代给人们留下的风俗。这一次扫墓，照例是要在墓地就餐的，把带去的东西在墓地里享用完，这是和地下的先人一起享用。之后，必有的一个节目就是从庄稼地里拨一棵高粱插在先人的坟头上。南方不知道有没有这种风俗？而北方却年年这样进行着。坟头插高粱，是希望后人出人头地。“高粱”二字分开解释一下，是这么个意思。

高粱是五谷里最高的一谷。我去河北，看到那边的粘米高粱，粘米高粱的穗子可以用披头散发来形容。穗头大，但松散，在风里，很有风致，一摇一摇，有一种说不出的美感。更重要的是这种高粱长得高，可以有一人半高，人钻到这样的高粱地里就像一个猛子扎到了水里，所以人们又把高粱地叫做“青纱帐”。而晋北的高粱则没这样高，高粱穗子也没那么大，却小而紧凑。人们习惯用粘米高粱的穗子做扫帚，扫地的那种，而晋北的小穗高粱的穗子却只可以做打腌菜缸的刷子。三个或四个穗子，打去了高粱米，扎在一起，用来打腌菜缸。高粱秆儿的用处就更大，用碌碡压扁了，去了芯，只留皮子，用来编满炕铺的席子，新编的席子味道很好闻，颜色亦好，高粱秆儿上有红红的花纹。高粱秆儿皮子还可以编圆圆的席箔，一是可以用来盖东西，二是过年的时候可以用来排饺子，包好的饺子一个一个转着圈儿放在上边是年的味道。高粱秆儿可以做许多东西，甚至可以做玩具，做一辆小车，做一个小房子，做蝈蝈笼子，做鸟笼子，都很好看，我会用高粱秆儿做灯笼，选一根长高粱秆儿，把皮子一丝一丝剥开，却要一头连着，然后再把一丝一丝的高粱皮子再扎到高粱秆儿的芯子上，一个小灯笼就成了。现在种高粱的地方少了，许多孩子都不认识高粱，自然也不会有用高粱秆儿做玩具的乐趣。小时候，六七月的时候，我们常常跑到高粱地里去找高粱的“莓苔”吃。高粱得了一种病，结出的穗子便是一个黑黑的棍儿——莓苔。到高粱地里去，摘一把，一边剥一边吃，像是在吃水果。

高粱是一种古老的植物，北魏丹扬王墓里的画像砖就以高粱为纹饰，让人看着亲切。《齐民要术》上记载着高粱的种植方法。高粱是做酒的主要原料，小时候，常见父亲喝高粱酒，酒瓶上的商标上就画着两株交叉的高粱。我想不起自己是否喝过纯正的高粱酒，也不知道现在的乡下是否还有酒坊在那里做高粱酒。但有一点，《大红灯笼高高挂》这部电影里的高粱酒是在那里胡说八道，谁见过红红的高粱酒？那只是艺术的想像。高粱酒好喝不好喝？不知道，现在想上街去买瓶高粱酒不是一件容易事。但高粱米和高粱面还是到处可见的。高粱米好吃不好吃，说句对高粱不恭敬的话：不好吃！怎么也比不上一白一黄的大小二米。高粱面好吃不好吃，再说一句对高粱不恭敬的话：不好吃！高粱面蒸的饽饽，是一个死硬死硬的团子，亮晶晶而硬邦邦，让我望而生畏，我永远不要吃它。据说高粱面可以加工到和白面一样细白，但我还是不能领受。小时候，我吃了太多的高粱米和高粱面。

但高粱依然是美丽的，可以说是挺拔秀丽，秋天高粱晒米的时候，穗头深红，可以用浓胭脂比方。秋天站在山上往山下望，下边的庄稼地是一片黄、一片红、一片白，黄的是谷子，白的是莜麦，红的就是高粱。说实话，高粱不应该是人类的粮食，但却是牛骡驴马的细粮，现在的“遍地的大豆和高粱”是给谁种的？主要是给牛骡驴马，人们现在很少吃高粱。

虽然人类现在很少吃高粱食品，但不妨碍它依然是五谷中最美丽的植物。

高粱美丽吗？谁能说它不美丽。

黍庵说黍

南方人吃糕，北方人也吃糕，不同的是南方人吃糕用糯米，北方人用黍。

我十五岁上才认识黍，黍和粟的发音相似，到地里去，总是黍黍粟粟地分不清。

黍的穗子是松散的，结出的颗粒比粟的颗粒大，去了皮就是黄米。粟就是谷子。齐白石老画师画谷子，一大穗谷子由一小球一小球子房组成，浑圆好看。黍的用处比粟的用处大，去了子房的穗子可以做小扫帚，用来扫炕的那种小扫帚，这种小扫帚越用越紧凑，用到后来，只剩下一个小三角形，人们还舍不得把它丢掉，比如说在灶里烤几个山药，吃得时候，用小扫帚把山药一扫又一扫，上边的炭灰和黑皮就都给扫下去了，下雨天，鞋上和裤脚上粘了泥，用这种小三角形的小扫帚把鞋子和裤脚扫扫，泥就掉了。新的那种大扫炕扫帚就没这么好使。农耕时代，农作物的枝枝叶叶都有用。

北方人吃糕用黍米由来以久，黍米从色泽上讲要比糯米好看，金黄金黄的。糯米是先蒸后打，所谓的打年糕就是要把蒸熟的糯米打成糕团。而黍米却是要先把米碾成面，然后再上笼蒸，蒸熟的黍米面要趁热马上揣合在一起。北方叫做揣糕，用双手，救火样揣来揣去，这是需要技术的，一要把糕揣好，二不能烫了手。在晋北，红白喜事都要吃一顿糕，糕——“高”也。南方也是这么个意思，高了总要比低好。南方的年糕，可以和菜肴合在一起煮了吃，比如排骨年糕，比如蹄膀年糕。北方的黍米糕也可以和菜肴一起做了吃，比如和猪肉鸡肉一起烩了吃，味道亦大好。但用糯米包了馅再煮来吃的食品好像就不能再叫年糕，而叫团子或圆子，比如汤圆，比如肉馅儿的糯米团子。而黍米包了馅儿的食品在北方依然叫糕。黍米糕一旦包了馅儿，便非要用油炸了吃，必包的馅儿有两种：一种是豆馅儿，红红的很喜庆，一种是菜馅儿，里边是干波菜、豆腐干儿、腌过的红萝卜，最重要的是要有地皮菜。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认为只有北方的乡野里有地皮菜，而且只有山西这边吃地皮菜，想不到那年去上海，朋友请吃饭，说有一种包子很好吃，你们那里肯定是吃不到。包子上了桌，用手劈破，里边是黑黑的，一吃，是久违的地皮菜。地皮菜之好吃，不可比方，好像只是一种乡野的清气，说得更准确一点应该是泥土的味道。下过雨，到野地里去，到处都是黑中泛绿的地皮菜，闻闻，什么味儿？还真不好说。晋北的糕馅儿是离不开地皮菜的，地皮菜很好吃，但饭店里大多都不舍得多放，地皮菜很难洗择，洗一遍，再洗一遍，再洗一遍，水还是浑的，再洗一遍，好像是还不行，还得洗。地皮菜好吃，但是太费水。要吃地皮菜包子，最好在自己家里吃，刚蒸好的包子用手劈破，里边黑黑的都是地皮菜，要油大，要配好豆腐干，最好是熏干。晋北天镇县出好熏干，紧凑，硬实，有嚼头。

我母亲是东北人，她吃黍子的办法是把黍子像蒸米饭一样上笼蒸了，黍米一但炊熟，真是粘得可以，盛到碗里是粘粘的一团，让人没法子下筷子，但东北人有对付黄米饭的办法：一是用猪油，雪白的好猪油。二是用白糖，红糖也可以。这两种东西一放到粘粘的黄米饭菜里，米饭便会溶溶而解。我小的时候，家里还常常吃这种米饭，过年敬神，必不可少。清宫里吃黄米饭也是这种办法。直接把黍米蒸熟食之，除了东北人，不知哪个省份还会这样？内蒙古的奶茶离不开炒米，那炒米就是黍，有人说是糜，好像不大像，糜的味道有些苦，黍却甜。

黍子糕，热的时候是粘软的，一但冷了便像一块铁。在地里做活儿，用手巾包一块黍米糕，吃得时候切一片下来，点一堆火，把黍米糕就放在铁锹上，一会儿黍米糕就软和了，两边也焦黄焦黄的了。在上边抹一点点黄酱，这就是一顿饭，如果地头再有几棵葱几个萝卜就更好。

我的书房以“黍庵”名之。多有人询问其意。黍在古代是做尺的依据，十粒黍便是一寸。黍这种植物，不论丰年荒年，即使瘪了，颗粒也是那样大，十粒黍，头对头，就是一尺，古代的尺，就是这样定的。五谷中，高粱长得再高，粟穗再硕大，也无法和黍相比。

高田种荞麦

我怕出差，出差就闹失眠，问题出在枕头上。

我从小枕惯了荞麦皮枕头，宾馆里的枕头我枕不惯，太软，一枕上去，脑袋就陷下去，翻过来翻过去，翻过去翻过来，天就亮了。那是枕头吗？那简直不是枕头！我总是想在出差的时候带一个荞麦皮枕头，但鼓鼓囊囊太不方便。荞麦皮枕头好，蓬松的程度简直是恰好，又不会给压死，像芦花枕头给压成一个死片子，得用棍子去一遍一遍地打，直到把它再次打松。在北方，没见过有人在那里用一根棍子敲打枕头。这就是荞麦皮的好处。绿豆和茶叶也可以做枕头，但都没荞麦皮的枕头好。绿豆做枕头容易长虫子，而且还太硬，谁喜欢硬邦邦的枕头？茶叶枕头不经枕，枕一两年里边的茶叶就都成了碎沫子。最不可理解的是古人的瓷枕，那能枕吗？怎么枕？脑袋硬还是枕头硬？诸枕之中，我以为还是荞麦皮枕头好。

南方种荞麦吗？我常常问自己。去南方的时候，如果季节对，我常常会从车窗里望出去，希望看到地里的荞麦，我知道荞麦不仅仅是北方的农作物，南方应该也可以种，日本面馆里的荞麦面就是实证，日本都可以种，我们的南方各省当然更可以种。一般来说，在北方，只有在别的农作物都出了问题无法补种的情况下，人们才想起要种荞麦，而且是多种在平缓的山地里。荞麦的生长期很短，生命是短促的，但开起花来却真是有气势。那年我与朋友去扎西木伦草原，正值荞麦开花季节，好家伙，满山坡粉粉白白，像下了一场春雪，但分明又不是雪，白之中泛着娇气的淡粉色。这时候，莜麦也快成熟了，泛白了，白之中闪烁着丝绸般的光泽。我让车停下，我要下去看看荞麦。民歌有云：三十三颗荞麦九十九道棱。这对孩子们而言简直是一道眼花缭乱的数学题。荞麦花说不上好看，白白的，泛一点粉，秆子倒有几分画意，像海棠的杆子，节与节之间有一丝红，微妙而好看。荞麦花的动人之处是它的浩大，这个山坡到那个山坡，那个山坡又到更远的山坡，都是荞麦花，好看不好看？好看！

古歌谣里有一首歌谣是：高田种小麦，终久不成穗，男儿在他乡，焉得不憔悴。站在荞麦地边，我想起了这首古歌谣，心里颇感惆怅。

荞麦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常备粮食，好像只配偶尔吃一两次。荞麦面和荞麦抓饼颜色都灰灰的，尤其是抓饼，面要和得很稀，几乎像是在那里摊煎饼，吃得时候要抹一些稀酱，最好还要一些切得很碎的葱花儿，奢侈一点的可以再放一个炒鸡蛋，是乡村的饮食风格，农耕时代的遗存。有一种食品从名字上看就很怪：灌肠。是肠子吗？不是，北京的煎灌肠，要一盘上来，一片一片的，灰灰的，要蘸着那一小碗蒜汁吃，味道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有一点点嚼头，其实就是荞麦面做的。太原的炒灌肠也是这么个内容。饮食文化十分深奥，比如“稍麦”，模样像包子的那种食品，谁也说不出那两个字该怎么写？又是什么意思，“稍麦”二字，难以考证，有人说是蒙古语，是“刷子把儿”的意思，考之再三，不得要领。

荞麦不是人们的主要食物，而荞麦皮却是人们夜夜难离的，既然睡觉离不开枕头。现在买荞麦皮几乎都成了问题，去什么地方买？一般的村子里没有，只好去山区。我至今都没看到过村民是怎样收拾荞麦的？是用碌碡压？还是打稻打谷一样打？看日本散文，谷崎润一郎说村民们的房檐下晾着一把儿一把儿的荞麦。我当时觉着是不是译者出错？那房檐下是不是晾着压好的荞麦面条儿？但后来又看到一个译本，也明明白白写着晾的是荞麦，一把儿一把儿的晾在那里。

荞麦的品种里有一种苦荞，据说是治糖尿病的好食品。晋北的灵丘出苦荞，这种苦荞，吃得时候事先都做成一个又一个灰不溜秋的小坨儿，还配有葱花和蒜汁的浇头。邓云乡先生是灵丘人，对吃苦荞记写甚详。年初我去探望冯其庸先生，他也说到吃苦荞，并且说上海北京都有出产。但我个人是不喜欢吃荞麦面的，也不愿看到它成为大众食品。

说到枕头，我离不开“三十三颗荞麦九十九道棱”的荞麦。

说桃

桃在中国民俗里有特殊的地位。

京剧《红灯记》里有一个卖木梳的小角色，他和李奶奶的对白里就有：“有卖桃木的吗？”“有，要现钱。”中国民俗认为桃木可以驱邪，所以，道士们做法用的就是桃木剑，不过也只好劈劈鬼，再如民间避邪，妇女必备的是一把桃木梳子。在古代，每年元日要在门上挂桃符，王安石的诗句“总把新桃换旧符”就是这个意思，但桃符是什么样？上边的符又是什么样？至少是我，说不清。

“松竹梅岁寒三友，桃杏李春风一家。”，桃是水果中的上上品，杏和李子都无法与之相比。桃的品种很多，品种之间，孰好孰劣是农科所的事。我所认识的桃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种是黄颜色的桃，一种是红颜色的桃。我个人偏爱红桃，个中道理说不大清，也许是因为我没吃过上好的黄桃，或者是我受国画的影响？齐白石老先生的桃，先用藤黄打底，再用淡胭脂圈写出桃子的形状，然后用浓胭脂把桃子表面的斑斑点点写出来。白石老先生作画均浓墨重彩，给人的印象十分强烈。虚谷的桃子却叶叶如眉，桃子用三绿打底，劈中间用浓胭脂把桃子的“嘴儿”界出来，那胭脂在三绿中渐次洇开，是一种小心翼翼的美。但我还是喜欢白石先生的桃子，用笔用墨均大红大黑得民间情趣。桃子的形状其实变化不大，圆而有一个尖尖的小嘴儿。有人说它像是女人的乳，这种说法有几分写实的味道。但离谱的是说桃子简直就是生殖器，这就是胡说八道。而持这种说法的人还拉出了寿星，说寿星的脑门儿和手里的桃子都是生殖器的象征。简直是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会叫一两声。桃子都有那么一个小嘴儿，桃子成熟的时候总是从这个小嘴儿慢慢慢慢红起来。但并不是所有的桃子都是这个样子，蟠桃就是扁的，完全不是个形状，像没有做好的发面点心。

桃子为什么总是和长寿相连在一起？这真让人说不好，中国人祝寿，并不用生日蛋糕，一盘一盘捧上来的是用面做的寿桃。我们应该开一门课，专门讲一讲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比如什么节日才是我们本民族的节日，什么习惯才是我们本民族的习惯？我们的节日里并没有什么“情人节”，大张旗鼓地过“情人节”乃是商家的谋算，不过是为了多卖几朵玫瑰花。“平安夜”与我们又有什么相干？“圣诞节”又是谁的圣诞？我们的花木是松竹梅兰，不但生长在乡野，更生长在青花古瓷苏州绣品和老黄花梨的木雕上，我们要什么郁金香康乃馨和蝴蝶兰？中国兰的疏疏淡淡远比蝴蝶兰的叶厚花繁妙得多。点心铺子里面做的寿桃一枚一枚码在豆青瓷盘子里让人想到童年的神话故事。塑料盒子里的生日蛋糕毕竟少了一些底韵，

我们该不该固守我们的传统和节日？说到过节，我认为，做一个中国人，最最重要的是要知道汤团的“圆宵”、粽子的“端午”、秋菊的“重阳”、月饼的“中秋”。还要知道我们的老祖母过寿日要送她点心铺子里面和豆沙做的寿桃。

桃树的皮很光滑，像是戗金漆器，迎着光看，荸荠色的树皮里像是有烟雾般的细细金粉。桃树的树杆在春季会流出一些汁液，凝固后就是桃胶。常见蜜蜂飞着飞着便被粘在桃树上。松脂千年之后会变做琥珀，桃胶不知是否也可以变做那美丽的宝石？

说到桃，还要说一句的是桃花真好看，桃之夭夭，多么热烈。“春风吹下红雨来”，那红雨一定是桃花。梨花白，杏花粉，桃花红。在早春，颜色最深浓的该是桃花。古人的观察能力就是厉害：桃之夭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