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马黎
（一）人民史诗
从改编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以下简称一句）开始，牟森把这类作品称之为叫长篇小说戏剧——还不是文学戏剧，因为文学还要根据诗歌和短篇改编，世界戏剧史上有一类专门根据长篇小说改编的戏剧，这是一个源流。
“可能我是长度控和规模控。”柳比莫夫导演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群魔》、莫斯科艺术剧院根据布尔加科夫长篇小说改编的《白卫军》，还有朵金的《兄弟姐妹》等，都是牟森爱的款。
这一次，他改编莫言的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岗位依然是三个：总叙事、编剧和导演。牟森是美院跨媒体艺术学院媒介展演系和叙事工程研究所的负责人，“叙事工程”也是核心课程，有空间和时间两个面向。
“总叙事这个词不是我发明的，是从美剧里借过来的，它是一个承担两头责任的岗位。”
最重要的问题，已经有了经典的电影、电视剧版本，话剧版如何做出不同？
《红高粱家族》剧照
年秋，北京西直门总政招待所，30岁的莫言和几个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的同学参加了一个军事题材小说座谈会，主题是“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3个多月后，他拿出了一部抗日题材小说——《红高粱》。
抗日战争文学的表达有没有新的可能？莫言自己说，他破了“五老”：老故事、老思想、老人物、老语言、老套路。而牟森的办法，是回到莫言的“老”：围读小说，一切回到小说。
年5月，以《红高粱》为首篇的系列小说《红高粱家族》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我们经常说的“红高粱”其实是这一系列小说的第一篇，一开始，他不是按照一个长篇小说来构思，而是五个中篇。
在第一部出版前，年夏天，张艺谋找到莫言，提出把《红高粱》改编成电影。年，电影《红高粱》完成拍摄并开始上映。它反过来又扩大了小说《红高粱》文本的影响。后续的四部也出来了：《高粱酒》《狗道》《奇死》《高粱殡》一系列作品放在一起，成了一部长篇小说，成就了莫言“高密东北乡”传奇抗战故事。
也就是说，张艺谋在改编时，只看到了前两篇《红高粱》和《高粱酒》，后边三篇还没出来。而电视剧版，郑晓龙走了另一个方向，一个民间传奇。
牟森的定位是什么？他把电影定位为诗歌、诗电影，或者散文电影。而电视剧是传奇，长篇传奇。而他从一开始，觉得《红高粱家族》具有史诗性——人民史诗。
莫言有一点好奇，他觉得自己这个作品还不是史诗。
《红高粱家族》剧照
史诗具备三个要素，首先是规模，指容量。第二个就是时间，这是编年史。第三个就是精神性。《荷马史诗》（《奥德赛》《伊利亚特》）讲的是社会进程、战争进程、历史进程中，不管苦难也好，磨难也好，人会呈现出某种精神品格。美国作家福克纳《我弥留之际》中，妻子去世了，一家人要把她运回到老家。跋山涉水，又遭遇火灾，一路上各种怨言秽语，这是一趟“苦难历程”。但用福克纳的话讲，它表现了美国南方农民不畏艰险，不屈不挠的面貌。而人类就是这样——他生发了第二个定位：人类图景，也就是精神性，人的精神是超越具体的时代和地域一直存在的。“为什么叫人类图景，男人和女人经历过劫难后，要活下去的那种意志。”
因为疫情，他和主创团队在线上一字一句围读小说，第一次读了3天，分成6个时间单元。
小说第四章，余占鳌16岁，妈妈跟一个和尚好了，他把那和尚杀了，逃离家乡，20岁回来做杠夫，红白喜事，样样“抬杠”，抬棺材，也抬花轿。有一场抬棺材的戏，他吐了一口血。
读到这里，牟森喊停。5月18日，在给莫言做线上汇报的时候，他提高了音量：这是独一无二的开场，没办法有别的开场。
《红高粱家族》纪录片第一集截图，牟森正在给莫言做线上汇报
第三章。战争之后，村里死了很多人，来不及收拾，成百上千条野狗吃死人，余占鳌的儿子豆官跟一群小伙伴打狗，但是狗太多了，狗也要反抗，混战当中，豆官受了致命伤。
莫言塑造了从“土匪头”转变为“抗日英雄”的余占鳌形象，成为经典。余占鳌的人设是不要命，不怕死，但是上天不要他的命，给他的是更重的惩罚，让他绝后。医生说，令郎的命是保住了，他说，如果这都没有了，要命有什么用？
牟森一震，再喊停，这是独一无二的结尾——留种。
牟森要做的是一个线性叙事，闭合性的叙事，而莫言的原作是非线性、非闭合的，时空错综复杂，但史诗所需要有的情节人物语言都在里面。对于一个史诗来讲，有了开头，有了结尾，然后呢？
《红高粱家族》剧照
（二）他的工具箱
牟森有一个工具箱。
这个工具叫“存在志”，是衡量空间的工具，“处理”变量中的不变量，比如情感力量，这是不变的。
时间的工具呢？
衡量时长，有分钟、小时，解决重量有斤、公斤。对牟森来说，编年史，就是度量衡意义上的工具，这在他的教学里，始终贯穿，是时间向面的关键词。比如，作为“叙事工程”之一的“家庭编年史”已经做了7年，多个同学做了自己家庭的编年史，每位同学上溯三代的家庭家族家乡变迁，编织成绵延的社会进程图景。去年，他带了19个同学围绕“家庭、家族、家乡”又做了19个档案。“以家庭、家族和家乡为叙事对象，以场景、情景和图景为形式语言，以场景设定、场面调度和场次安排为教学路径。以“瞬间”的重建和重现为核心，模型创作和制作成为常规手段和基本形式。”
《家庭编年史》展览现场
开头——年“抬棺”，结尾——年“留种”，去除开头和结尾，《红高粱家族》中间有20年左右，编年史结构出现了。
这是关于一个人的故事。在高密东北乡地界上，一个叫余占鳌的人，从20岁到40岁，他跟别人之间的恩怨情仇。紧接着，这是一组人的故事，余占鳌跟他生命中三个女人，大奶奶、二奶奶、三奶奶——电影主要表现的大奶奶九儿，其实是三个，以及他的儿子和被日本人杀掉的闺女。而他跟三个女人之外，还包括跟别的土匪之间，爱恨、劳动、酿造、繁衍等等。在这20年之间，发生了抗日战争，这些男人和女人之间，不管有什么爱恨情仇，当面对异族入侵时，他们做出了本能的殊死抵抗，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这其实是关于一群人赴死，视死如归的故事。
最后，它是一个地方的故事。“高密东北乡”，莫言有着巨大的文学企图，他虚构了一个“文学共和国”。
一个人、一组人、一群人、一个地方——四个一，他又用了15个动词，抬棺、颠轿、留种……把20年间余占鳌的“四个一”组成了15个动作段落。
牟森用各种工具做出了一件精密仪器。
戏剧是可以精密计算的吗？
牟森甚至用了倒推法，计算巡演的时候有多少辆车，车有多少容积，装拆台多少天，按照这个倒推。剧本也同样的，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已经想好了，要做一个分钟的演出。
分钟、90分钟，都是标准时长，他用了标准时长里最长的，分钟。“这个时长跟一个长篇小说的容量有本能的冲突，通常人们一听是根据长篇小说改编的，还不得奔着三个小时。但我不想让它有中场休息，如果没有中场休息，就不能让观众憋尿。”
不是20个段落，也不是12个段落，是15个段落。他用交响乐章的方式，不均等的时长，分了4个部分：春夏秋冬，“这对观众没有意义，是工作的前提。”弄完之后，他又开始算黄金分割点在哪，74分钟左右，应该出现什么转折。
精打细算后，还剩下一个问题，他又细分，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最大限度的保留一个长篇小说的容量。另外一个，如何最大限度的保留莫言在原作里独特的语感？
《红高粱家族》剧照
（三）音乐不是配乐
从《一句》到《辅德里》，歌队，在牟森的戏剧里几乎每次都会出现，已经成为标志。希腊戏剧的办法就是歌队。但这次，歌队是主体，却几乎不“歌”了。剧中所有的台词都来自原作，基本上没有大的改变。小说独特的语言和语感，由歌队来承担，也就是说，叙事。
歌队不唱了，但分钟，观众的听觉却是满铺的，从头铺到尾，牟森始终认为，音乐是一种结构，而不是配乐的概念。
他不做音乐，作曲家才做音乐，但他一直用音乐的概念和方法在工作，与作曲家无缝链接。比如奏鸣曲式，《辅德里》的创作就是用的奏鸣曲式。
他最近在复盘这一类作为希腊戏剧的歌队形式，第一个特点，就是音乐性。“因为要触发情感，没有任何媒介，跟音乐相比，它是唯一的。”他不是要借助音乐，也不是要配乐，只是给音乐提供一个主导动机、一个结构，让戏剧和音乐长在一起，这是生死相依的关系。
他最近在想一个词：logue。
对白，是dialogue，monologue是独白，演出就三种白，再加上一种：旁白。
19世纪的戏剧主要是对话戏剧，没有旁白，易卜生全是对白戏剧。到了契诃夫、斯特林堡的时候就变成独白戏剧，契诃夫的戏剧主要是独白。这是战争对人的改变。
所谓旁白，就是歌队，发生了一个车祸，我讲给你听。而对白戏剧就是我演给你看怎么撞的。从《一句》到《红高粱家族》，牟森认为自己做的是旁白戏剧，叙述体，“它能最大限度的保证容量，长篇小说就是交代。”
但他最近开始不满足了。接下去，他想做一个没有旁白，也没有独白，全是对白的戏。他觉得，《红高粱家族》也完全可以由独白构成。
“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弥留之际，九儿有一段独白“问天”。一天，莫言的女儿笑笑给牟森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