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当华工，那真是天大的罪孽，能活着回来就是万幸。当华工，有被抓去的，有被招去的，有去日本国的，有去“满洲国”的，我是被招去“满洲国”的。
在我40岁那年(年)，为了找饭门，一出正月，我就抛下二老(母亲还病着)到天津去找活儿干。可东找西找找不着。这时，出来了招华工的，说到关外去干活儿，去前先发20块钱安家费，到工地管吃，管穿，管住，干完活儿再结帐。
招工的有好几个“大柜”。我正愁着走投无路，就投到这叫“青记公司”的大柜上。这个柜的头目，说是兴济姓董的。报上名，发给20块钱(我立即托人捎回家)，叫我们住在公寓里，就不许随便出进了。
过了几天，把我们送上闷罐车，由日本兵押着，一直开到牡丹江密山县。来这里的华工成千上万，山南海北，什么地方的都有。有50多岁的，也有十五六岁的，老的少的都有，这些人都被赶进连珠山去给日本修工事。
先用洋镐、铁锹挖出10多米宽，四五十米长的长方沟，再在里面用钢筋、水泥、石头垒起四面墙(只留一个门口)，搭上顶，最后用土埋起来。从远处或从高处根本看不出有工事来。指挥施工的和监工的都是日本人和高丽人。多数日本人全副武装，端着枪，上着明晃晃的刺刀。
高丽人有的拿着一根一米多长的六道木，有的捏着一个斧把。他们看谁活儿干得不行或不起劲儿，上去就打。有一天，我正干着活儿，两个高丽人什么也没说，劈头盖脑朝我就打，把我都打懵了，还没怎么觉出疼来，就动不了啦。
这是为什么呢？原来事出有因。前些天大柜上一个管事的，因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孩子活儿没干好，就不依不饶，又打又骂。我实在气不过，骂了他们，说他们对日本人没能耐，就会欺负中国人，算什么东西！我一骂，大家也闹起来，把那管事的弄了个憋气，灰溜溜地走了。结果，他们让高丽人来报复我。
我们住的是席搭的窝棚，地下铺着草，一个窝棚睡40来个人。下雨，上头漏，底下也是水，里边老是潮气哄哄，经常有蛇在草里乱钻。每天天不亮上工地，早饭午饭在工地吃晚饭回去吃。吃的是高粱米和发了霉的棒子面，味道比药还苦，根本没法吃饱。没有菜，拿煮熟的咸黄豆粒儿就饭吃，人们熬渴得受不了了，就从山上弄些野葱、野韭菜煮煮吃。根本见不着白面，见不着油。
到了夏天，连累带饿，人们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再加之不卫生，生病得越来越多。后来闹起了瘟疫，轻的得照样上工资，起不来的，就抬出窝棚，撂在山坡上盖上席，就不管了，十有八九活不了。死了就扒个窝埋了。每天都死好多人。人们实在受不了，有的想跑，可不那么容易，叫鬼子发现了，准死没活。就这样，还是有跑的。
到了冬天，就更糟了。那里冷得早，9月就扬风搅雪了。发的棉衣不结实，穿不了几天就烂，人们给起了名叫“过街烂”。棉裤袄一破，里边絮的烂绳头、线头、破布条子都出来了，个个都象叫化子一样，冻得直打寒颤。
白天干着活还好些，到晚上就难熬了。窝棚里比外头强不了多少，照样冻冰。好多人没有被褥。蜷缩成一团，拿草袋子盖在身上，冻得直哆嗦，只听见草袋子飒飒飒地响。人们本来已很虚弱的身体，哪还搪住这么冻，每个窝棚几乎哪天都死人，有时一早晨抬出两三个去，最后有的窝棚只剩下几个人。我们这一窝棚还算好，剩下了13个。
进了十月(农历)以后，天太冷，地都冻结实了，活儿没法干了，拔锅卷席，准备回家。柜上说到密山车站去结帐。人们觉着可熬出来了，背着铺盖卷儿往车站走。哪知道，这30多里路竟又成了一道鬼门关。
因夜里铺天盖地下了一场大雪，有二尺多深，每往前一步，都费很大的气力。经过八个多月折磨的人们都虚弱得不行了。再加上脚早已冻烂，好多人走着走着就迈不动步了，躺在雪地里再也没起来。没走出几里就开始死人，一路上，到处横躺竖倒的冻尸，象麦个子似的，真是触目惊心。
我死里逃生，总算挣扎到了车站。帐房先生一公布结算，人们都气坏了，没有一个剩钱的，不少人还亏。一个月前在山里给我算的是不亏不余，因我病了一个多月没大干活儿，觉着还差不多，可后来又干了一个多月，倒亏了40多元。我一听肺都气炸了，从人群中蹿到何先生帐桌前，一把抄起帐单，破口大骂:“我x你的八辈祖宗，你们还有人做的心眼儿吗?你们怎么说怎么是，还算什么帐?你们丧尽了天良啦!”
人们也都大喊大叫起来，非要砸他们。何先生一看不好，慌忙说“大伙儿放心，亏得也不要了，每人还给5块钱。”人们喊“要也没有，就剩一条命了!”人们抓住他们不放，非要跟他们打官司。可他们说那姓董的头儿跑到大连去了。人们这才知道，上了他们的当。
有人提议上大连去找那姓董的，可一合计，认为别说找不着，就算找着，他们有他日本爹做后台，你又能把他怎么样?结果只好忍了。那年头儿，哪有老百姓说理的地方。最后，日本人用火车把我们送回天津了事。
在日本统治时期，当过华工的多了，光我们街上就20多人，可死在外边的有一多半。想起那当亡国奴的年月，真是令人心酸。
